合于德性的幸福——有感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理论

万物都是向善的,以善为目的的。至善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     

“德性”：个体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伦理审视——基于对麦金太尔社群主义思想的一种理解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作为主体的个体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同时又需要个体作为客体相互尊重、共同分配和享有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社群主义的“德性”教育思想为和谐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开辟了一种重要视域,他们在修正“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提出重新倡导个体生存的集体的和社群的价值意义,并试图把“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德”成为导引人们实践的内在力量,不但成为个体成就人生的内在力量,也成为组成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和谐的内在力量。     

清朝对哈萨克诸部认知中的“知识断裂”——以“北哈萨克”概念为中心

“北哈萨克”从满文公文中最初指代中玉兹,到《西域图志》中指代小玉兹即西部哈萨克,逐渐发展到《海国图志》中指代“左、右、西”三部之外的另一政治单元,何秋涛等人虽回到《西域图志》所指,但也脱离了乾隆时此词对小玉兹的指代意义。其间,甚至出现嘉庆《大清一统志》指称右部的严重错误和《朔方备乘》中的全新地图标注,但都没能辨明来龙去脉。在跨越不同群体、语言环境的过程中,“北哈萨克”指称陷入混乱,这导致满文档案、官私汉文著述出现“知识断裂”的现象。考察清朝对哈萨克认知的变化规律,能够更好地揭示清朝边疆观的变迁及其长远影响。     

评阿忒奈奥斯对柏拉图叙事可信性的批判——以苏格拉底军旅生涯史实为例

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曾到三地作战:波提戴亚、安非波里斯、德里昂,但阿忒奈奥斯对他的记载提出否定。阿忒奈奥斯的目的在于从对哲学家的批判入手否定哲学的权威。他对柏拉图的史实批驳暴露出种种错误,不足为信。柏拉图的记载基本准确,但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他的细节也有待商榷。     

“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     

全球海洋知识枢纽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21世纪被联合国称为"海洋世纪",海洋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随着实体物流的增加,货流对城市所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因此在上海大力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过程中,要由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实体枢纽港建设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虚体海洋知识枢纽转变。归纳了全球海洋知识枢纽的内涵、特征和服务范围,以伦敦、挪威、新加坡为三种类型,总结了发达国家建设海洋知识枢纽的经验和原则,提出上海建设全球海洋知识枢纽的战略选择,认为要以建设全球海洋知识枢纽为切入点,一方面要发展航运金融、海上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研发,鼓励船舶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船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我们可以从知识史的角度,讨论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和道教如何使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发生变化。佛教带来的异域新知识和道教复活的本土旧资源,使中古知识世界不能仅仅在传统内变,也开始了在传统外变。佛教和道教在外在世界、内在心灵、幽冥世界、社会人伦各方面,都扩充和挑战了原来简明而单纯的儒家知识世界。然而,知识世界的变化会引发思想世界的冲突,这一冲突引起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并在中唐以后,终于导致了儒家思想界的回应和反击,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转型。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

<正>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潮流在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活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发现,以法制史、社会史为中心,大量的新知识、新见解层出不穷。而至近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也预示着宋代官僚制度的相关研究将出现更新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就宋代史研究而言是十分稀有的事例。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关注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以及灵活运用的课题。第二股潮流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开拓。如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对象超越了至今为止以政治制度史、政治事件史为中心的范畴,并不断地扩大,包含了如以国际秩序和外交等     

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国内外动向——以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为中心

传统知识是人类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知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人们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形式从过去的登记制度或文献记载发展到现今的数字化,其中尤以美国、印度和我国所建设的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最为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动向进行介绍。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20世纪前期山西雇农家庭生活状况的考察——以食为例的介绍

20世纪前期山西雇农饮食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的大宗,饮食结构极其不平衡且数量有限,生活是极其贫困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山西乡村农民的生活是普遍贫困的,入不敷出的状况比比皆是,其生活维持在最低限度上,且有贫困化加深之势。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知识”观——从“钟王之争”说起

由于对于"知识"的理解存在分歧,南北教育理论界的两位巨擘——钟启泉和王策三先生在教育价值观、知识教育、继承与借鉴、理想与现实等层面上展开了争锋相对的争鸣。然而,无论是为了推行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还是切实的推行新课程改革,都要认真对待和审视"知识",给知识以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尊重知识的客观性,让学生重视对知识的学习,又要充分认识知识的主观性,注重对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     

“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梁启超“荀学”评价为对象的考察

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荀学评价的变化,展示了他一生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活动轨迹。在梁启超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时期,他抨击荀学。在政治失意游历欧洲之后的几年中,他借学术手段而行其政治思想,这段时间他对荀学的评价与早年不同,但并不客观。梁启超晚年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以后,能够客观评价荀学,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清前期里甲赋役改革——以湖南废甲编区为切入点的考察

清初,在亟需革除私派、足额征收的背景之下,湖南省内以湘乡、衡山为首的数县相继推行了循区编都、废甲编区的里甲赋役改革,摸索出建立在土地清丈册基础上更具地缘色彩的赋役区划,并在实际落实中通过清丈不断调整赋役秩序,使赋役区划日益实体化与政区化,对湖南地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衡山县改革最为彻底和成功,其打破了传统里甲赋役征派规制,制定并坚持就地编区、按田问人、粮不过区的原则。此外,湘乡、衡阳、祁阳、益阳的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均田均役的影响,经历了曲折的调试过程。受各县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和具体赋役实况的影响,清初湖南各县的赋役改革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展现了这一时期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

"新地吏"是指秦统一战争中新占领地区的官吏。从秦原有统辖地区选派新地吏是秦利用固有官吏进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制度,既有稳定地方的积极一面,也有造成官民矛盾的消极一面。随着新地政权的巩固,推测此类新地吏将逐渐减少,选用本地人为吏则相应增多。秦虽高度重视对新地的统治,但过多的编制和严格的任命规定,往往使新地出现"缺吏"现象。为统一官吏的思想观念,也为了弥补吏员数量的不足,"为吏之道"等训吏教材从道德修养方面对官吏提出要求。但实际上,律令的执行情况才是衡量官吏品德的根本标准。一旦律令贯彻不利,就有可能导致法治的反复强化,进而衍生出暴政。这在秦推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有其突出的表现。     

古代大陆移民与倭王权的形成——以难波津之歌为线索的考察

古代大陆移民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在日本列岛内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这些文明成果又为倭王权所利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促进了倭王权走向成熟。难波津工程的建造与难波津之歌的产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倭王权的统治下,古代大陆移民在创造了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难波津工程的同时,还在劳动过程中创作了“难波津之歌”这首著名的和歌。伴随着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与倭王权的强大,难波津之歌便成为倭王权用来宣扬其对内外统治的精神工具。     

国际旅游研究前沿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对TM和ATM所载文献的考察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中的作者共引分析、多维尺度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对国际旅游研究领域中的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期刊——Tourism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进行科学计量分析,绘制出旅游研究前沿热点主流学术群体及其代表人物的知识图谱。该图谱显示出当前国际旅游研究存在4个主流学术群体和研究领域,且旅游研究从以往的以经济学为基础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