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史书 ,体裁众多 ,历史悠久 ,每一种体裁的史书均能自成体系。对我国史书体裁的研究、总结和借鉴 ,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分析总结 ,揭示当前史书体裁研究中的问题和倾向 ,以期对推进史书体裁研究有所助益。一、史书体裁研究的历史传统我国不惟史书体裁丰富多采、历史悠久 ,而且对史书体裁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一则我国古代有重视史书体裁创新的良好传统 ,表现为新史书体裁的创立、旧有史书体裁的创新发展 ,以及史书内容、编纂思想的创新等等 ,每一次创新和发展 ,都离不开对既有…     

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有 2 1次 ,使宋代史书校勘在计划性等八个方面显示出特色来 ;宋代史书校勘在我国校勘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宋代学术思潮与史书校勘有密切的关系。     

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

自纲目体在南宋产生以后,旋即被时人运用到史书编修之中。早期纲目体史书的撰修者注重编纂程序,突出编修宗旨,讲求史书简明化以及受理学影响明显,从而使得该类史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并且对后世史书编纂及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藏族古代史书编纂理论探析

古代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史书编纂理论。虽然历史上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从大量史书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史书编纂的一些原则:一是高度重视史书编纂的意义;二是作者要知识渊博,有能力承担编写任务;三是重视史料,既要广泛搜集史料,也要善于甄别史料;四是遵守述而不作的撰写方法;五是撰写态度要端正,在不违背佛经的前提下,要实事求是,不能有意歪曲历史;六是注重史书的社会功能,通过史书编纂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论志书与史书的异同及相互借鉴作用

<正>志书是存史,史书是述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编修志书,编纂人员要理清志书与史书的概念关系与异同之处,明确史书笔法的优势,在不改变志体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史书笔法,这对提高志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谈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方志界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多种观点中,影响较大的有“历史说”、“资料书说”、“科学文献说”、“特殊史书说”。作者指出“资料书说”和“科学文献说”有诸多不妥之处。“历史说”与“特殊史书说”虽近似,但“特殊史书说”更准确,因志书属于史书类,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两汉“史书”名实考辨

“史书”在两汉只能是指《史籀篇》,“善史书”即精通、熟悉《史籀篇》,“善史书”者可确保所书文字合乎“六书”规范。     

专志≠地方志

专志,一般说它是史书专志、方志专志和独立专志的统称。本文所说的专志只是就“独立专志”而言。因为独立专志和史书专志、方志专志比较,有其显著的不同特点:其一,独立专志,它是一个独立体。它不像史书专志,方志专志那样,是一部史书的     

读《茂林悲歌》

写史书很难,其中又以写去此不太远的史书尤难。故有"前朝史书后朝修"之说。但是,近日我读到一本跳出这一窠臼的书,即《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以下简称《茂林悲歌》)。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一、官修史书的功过隋唐五代是我国史学发展时期。仅就纪传体史书而论,唐修八史,加上石晋时修的《旧唐书》,共九种,七百八十七卷,部数与卷数都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一时期开始,绝大多数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私人所修,而是官修。对官修史书,历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认为,官修史书,有功也有过。其功绩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对中国史学主观诘难的再商榷

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为人知晓,而其亦常常因此而被人以偏向主观所诟病。西方史书实则亦存在此类问题,但却极少被人提及。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史学之间的异同,探讨中国史书所具有的性质是否能够成为被诘难的理由。     

乾嘉考史学家论“史以纪实”与作史误区

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亮吉、牛运震等均撰写了考评历代史书的专著,旨在对前代史书作彻底的清理与审查。其重点之一是批评史书叙事的真实、准确与可信问题。他们秉承史以纪实的治史理念,总结了前人作史的几大误区。乾嘉考史学家指摘史书中的不实与失检之处,揭露史书的曲笔和回护,强调直书的技巧性。他们主张据事直书以示褒贬,反对由于模仿《春秋》笔法导致叙事的失真或历史理解的歧异,这反映了乾嘉史学的客观主义特点和征实精神。钱大昕等人批评史书的瑕疵,其最终目的是要指其瑕,益以见其美。他们不仅在具体的考论成果上,而且在史学批评的思想认识上也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散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繁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旺发达,史书极其繁富。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一)造纸术已较前大为进步,纸逐渐取代了简牍和绢帛;(二)书写的字体已多种多样,写字已较前简易和迅速了。这两个原因是前此所未有的,因此,为这一时期史书的大量涌现准备了客观条件。但这一时期史书之所以繁富,史书作者之所以众多,这两个原因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还是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原因。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浅谈资料长编的撰写

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后,撰写资料长编就成了编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史书质量的好坏,资料是基础,撰写长编是关键。资料长编对史书的编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编写史书必要而显效的途径之一。本文结合《宁夏军区史》资料长编的撰写,浅谈几点体会。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

研究和编纂史书,弄清史实很重要,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和编纂国史,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