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榜样 治学的楷模——颜廷亮《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读后感

廷亮先生曾经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我国近代文学和敦煌学研究中可说是硕果累累。《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这部刚刚问世的80多万字的巨著,则是他花了40年心血写成的学术新著,在深化、开拓我国近代文学研究,尤其在我国近代小说研究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使大同齿轮厂走上发展之路

时间过的真快,1980年10月,我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调任大同齿轮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已近30年。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的艰辛与创业的动魄历历在目。我在大齿的3年,是大齿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齿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1975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任区委副书记,1978年初开始负责区委的日常工作。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肥西山南实行包产到户30周年。我作为当时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者和组织者之一,回顾往事,仍历历在目……     

四十年来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反省

四十年来,我国历史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此,我主要谈谈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我认为历史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学本体论,即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第二是历史理论问题,即关于种种历史现象的理论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四十年来的我国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状况,我以为可以以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大体可以1965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史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把我推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历经风雨,感慨颇深.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改革;1992年创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任主席.直到1995年离开第一线岗位.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银行体制改革,90年代主要是搞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下面我就亲历的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作一回顾.     

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

我少年时期,因经济困迫,不得已于1915年到海外谋生,1933年我在药房当徒工时,有一外国人向我询问,关于我国《本草》上的苏木,英文如何写法?我虽然做了答复,但他对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原产地,提出问题。因此,我才开始阅读我国和南洋关系的历史。从文献记载,得知我国古代陶瓷输往南洋很多,因又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外销南洋的陶瓷。常常想到,假若能搜得这样的     

追念李沛瑶副委员长

李沛瑶副委员长不幸逝世已4年多了,4年来我常常回忆起我的这位忘年之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闪回在我的脑际,浮现在我的眼前,催我奋斗、驱我向前,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也时常想拿起笔来记下我对李沛瑶副委员长印象极为深刻的两三件小事,以寄托我对他的追念之情。 我支持你关心教育事业 我和李沛瑶副委员长相识是在1991年金秋时节,那时他还未在人大任职,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的主要负责人。那年9月,我所创办的华达国际投资集团向北京市教育系统捐赠了一批现代化教学器材,就在这批器材的捐赠仪式上,我与李沛瑶副委员长     

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

敦煌千佛洞是我国中古时代艺术的宝藏,是我国先代人民的辉煌的文化成就。一九四四年春间,我到敦煌去做考古工作,夏季停工时,承常书鸿所长的招待,我曾在千佛洞住了一个多月。每天跟着向觉明、阎文儒二先生钻洞子。洞中的壁画和塑像,在我的脑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这次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筹备展览,我看过一遍,如晤故人,如温旧梦。一切都仿佛犹昨,谁知韶光已轻易地流过七年多了。郑西谛先生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从考古学的观点,拉杂地谈一谈敦煌千佛洞。     

曾在我国边境使用的蒙古国银币

蒙古国是我国北方的近邻。东和南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相连,西南与我甘肃省接壤,西与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邻。蒙古原属我国版图,称为外蒙古,是个政教合一地区。1911年在辛亥革命中,为响应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外蒙古也在当年十月十一日(当时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1978：令我刻骨铭心的那场高考

1978年,＂文革＂浩劫结束,我国恢复高考进入第二年。我们许多在农村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都感到是天赐良机,纷纷报名参加高考。激动兴奋之中,我随流从众,也积极报名。学业已荒废多年,需集中时间和精力突击复习加以弥补。但使我未曾料到的是,在准备高考时,却偏逢父亲病重手术。     

世纪之交的三点希望——关于中国史学

再有整整8年的时间,21世纪的历史就将揭开帷幕。我的思路已在世纪之交的原野上驰骋。我是史学工作者,我所想的还是离不开史学的范围。 无可讳言,十年来我国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     

我对地震科研事业的追求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接连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15次,损失非常惨重。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地震科研之路的。经过3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追求,我创立了地震成因的“内波说”理论,并得到国内外地震专家学者的认可。1992年,我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庞迪我与中国》

《庞迪我与中国》秦海波庞迪我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迭戈·德潘托哈（Ｄｉｅｇｏｄｅ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的汉语名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亦称庞迪峨或庞迪莪。他１５９７—１６１８年在中国,是早期来华的最重要的西方传教士之一。１９９７年庞迪我抵华４００...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

年前,当年参加朝鲜谈判的林戊荪战友告诉我,1953年在西方出版的书籍中有两张我的照片。翻开这历尽沧桑仅存的孤本,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朝鲜谈判的日日夜夜恍若昨日。同人亦发现,在我国出版的正式文献上有彭德怀签字照片,我也在后排见证。从1952年到1954年,我是以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朝鲜谈判的。当时也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才可以进入对方占领区。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构建山水画的现代形态——于志学冰雪山水画艺术集评

画家于志学,他出生于我国东北,长大于北国,他是雪乡的主人,作为一个冰雪画家,他是得天独厚。但是这还仅仅是客观条件还必须具有画家自己的决心与要求。1980年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要在大自然中,陶冶我的思想,锻炼我的技巧,丰富我的幻觉,纯正我的感情。”     

中法建交谈判及筹建我国驻法大使馆琐忆

1963年12月,我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期间,被抽调为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石油技术考察团当翻译。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电话,说另有新任务,要我立即返回驻瑞士使馆。返回瑞士后,领导告知,中法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国内决定调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巴黎参加筹建我国未来驻法国大使馆先遣组工作。     

忆戏剧艺术家余上沅

我国早期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余上沅先生逝世已经２０多年了。笔者和余上玩是邻居,对他的生前事了解较多,现综述于后。 上沅是湖北沙市人。１８９７年生,自幼爱好文艺,醉心戏剧。１９２０年就读北大,专攻西洋文学,１９２３年和梁实秋等赴美进修。两年后回国。他曾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我为什么要学戏剧？》的文章,叙述自己学戏剧的缘由：“许多朋友很疑惑为什么我要学戏？其实这也用不着详细解释,简单一句话：因为我爱‘她’。我在武昌念书时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谁知一到政治中心的北京,我反而和文学结了婚。…     

西行观鹤札记(上)

正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在云贵高原越冬,在青藏高原繁殖,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前几年就听我国鹤类专家——北京林业大学的郭玉民先生说,西藏是黑颈鹤的重要越冬地。对此一直充满好奇的我,很想探个究竟,猴年春节过后,我们便踏上了进藏寻找黑颈鹤的征程。老年组出征且出师不利订好2月26日上午8点的飞机,我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郭玉民老师、东北老乡老纪先生早6点便在首都机场碰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纪和郭老师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