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现代城市

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始建于建国初期,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地方都是沿用了“苏联老大哥”的城市设计理念和理论     

1924-1927年中俄会议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放弃在华旧约特权。但在建交谈判时,加拉罕坚持必须谈判新约取代旧约。最后双方妥协成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建交后再开正式会议,"在会议中"具体解决悬案。然而,应在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完成的会议,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陆续召开之各分委员会,也因双方认知差距过大,无法达成共识,到1926年夏已大体停顿。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中苏外交关系实质断绝,"中俄会议"随之告终,未能获致任何具体成果。因此,苏联放弃在华特权之承诺,并未落实。     

战俘劳动与战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北大核心CSSCI

二战期间苏联俘虏了大量战俘,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尽快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抵补战俘关押开支,战后苏联在建筑、伐木、采矿和冶金等多个领域中使用战俘劳动。随着战后苏联物资供给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和奖惩措施的出台,以及反法西斯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持续开展,战俘的敌对情绪逐渐消解,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战俘不仅弥补了战后苏联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还为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一定贡献。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苏联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规划建设"新北京"、打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是中央与北京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所聘请的中国建筑与规划专家一开始即与苏联专家在规划思路上产生了分歧。由于新政权缺乏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除启用原有的技术人员之外,邀请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学习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当时的现实性选择。从1953年的规划草案到1958年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其重要的借鉴与参照。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突出因素,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两种制度下影响经济效率差别的因素分析

二战后,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东欧、苏联、中国都建立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开始时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后来增长速度却持续下降且经济效率严重低下,可见下表(以苏联为代表)。     

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美两国都有在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构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由于双方对经济合作的考虑各异,特别是由于两国矛盾的发展,罗斯福政府关于战后苏美经济合作的构想没能实现.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杜鲁门政府逐步把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同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不仅没有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货款要求,而且还关闭了美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由贸易的大门.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援助计划标志着战后初期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此后,两国矛盾进一步加剧."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揭开了东西方经济冷战的序幕.     

苏联对东部经济地带的开发

本文从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苏联开发东部经济地带的重大意义。苏联东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东部经济地带既可以保证西部工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又可以实现苏联经济区域的东移,逐步改变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还可以增加外汇收入,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对于开发东部经济地带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主要困难也进行了探讨,而且还预测了开发的前景。     

论苏联战略东移

“苏联也是亚洲和太平洋国家”。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向全世界再次明确的表态。尽管苏联2/3领土位于亚洲,但苏联过去从来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直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非重点”。近年来,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苏联终于发现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     

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苏联因素的内化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曲折发展而言,既要看到苏联对影响因素的授予过程,更要深入分析中国对苏联因素的接受和内化过程,关注本国领导人特质、领导层经验、下层群众响应等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从而构建出苏联因素在中苏两国问由“授”到“受”的完整路径,并对苏联影响中国经济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周总理和三个“白毛女”

周总理和三个“白毛女”□丁帆１９５５年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观摩学习芭蕾舞期间,意外的收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通过中国驻苏联莫斯科大使馆发出的邀请,欢迎她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活动。她高兴极了,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和出...     

开国大典突然冒出美国上校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在开国大典上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政党代表团参加。10月1日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团员中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等,全团有40多人）以及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陈伯华回忆录（十三）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从北京到莫斯科,坐火车要横穿浩渺的西伯利亚。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强苏联现代史研究——苏联现代史学术座谈会侧记

今年5月11—15日,在北京举行了苏联现代史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上海师范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单位的约20位同志参加了座谈。座谈会集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开展苏联现代史(1917—1937年)研究的问题,并对研究课题、方法和可能采取的措施交换了意见。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正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苏联专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     

“苏联解体原因及苏联解体对欧洲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0年5月9日至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兴亡史》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苏联解体原因及苏联解体对欧洲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德国、俄罗斯、法国、美国和中国的50余位学者,包括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之多,代表的范围之广。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苏贸易互惠协议,苏联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建立了商务机构,从事贸易管理事务,为中苏友好和双边经济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60年代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中国在"伊塔事件"后采取主动措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撤销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     

苏联社会经济地理学的革新与发展趋向

本文阐述了苏联地理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情况,从纯粹的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截然分离发展为统一地理学,从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发展到类似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而且还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探讨了苏联社会经济地理学中最为流行的观点--系统结构,以及苏联社会经济地理学革新的主要趋向--经济化、社会化、生态化、计量化。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和苏联的合作

北京政变发生后,苏联在北方寻找盟友,冯玉祥因此收到苏方的重视。二者的合作,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体现。冯玉祥出于军阀特质,注重军事实力,希望通过苏联援助巩固自身实力,当找到更能满足自己欲望的盟友时,这种合作关系必然破裂。苏联是为了在中国寻求最大的抗奉抗日力量,只重视合作者的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