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安市满族关姓家族萨满祭祀调查

本文对黑龙江省宁安市满族关姓家庭萨满祭祀活动的全过程作了真实的记录。通过实地调查、现场采访,了解到萨满祭祀活动的程序、规则和诸多禁忌以及满族家祭活动得以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阐述了满族萨满祭祀对祖先的英雄崇拜,并揭示这一活动对族人产生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以朱熹的构想为基础的宋代祠堂

祭祀祖先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仪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在宋代之前,祠堂与家族祭祀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在宋代士大夫的推动引导之下,祠堂逐渐成为家族祭祀的场所,承担起家族祭祀的任务。     

龙海古大厝

<正>闽南建筑文化的特色在于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涵丰富、变化无穷。传统的闽南建筑文化是人缘文化。它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内外有别等思想。一落古厝总是以厅堂为中心,因为厅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然后才按辈分,先左后右依次安排居住在前落、下落和护厝。传统的闽南建筑文化还是工艺文化。古民居中,木雕、彩绘、石刻、透雕、泥塑,剪贴等民间手工艺精品随处可见。传统的闽南建筑文化又是多元文化。它不仅表现在各     

闽南祭祖——人神共此时

在闽南飘着冷雨的春节,一场盛大的祭祀热火朝天。郑氏族人的祭祖仪式和生活之中,凝聚保存着许多充满智慧的古老传统,甚至将祖先上溯到了中华民族的源头。可以想见,同样的信仰和生活,数千年来曾经主宰着整个神州大地……     

商周时期祖先神崇拜的特点新论

商周时期为我国祖先神崇拜最为发达时期,对祖先神的祭祀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甲骨文、金文资料并传世典籍综合分析,商、周祖先神崇拜,有着各自的特点:商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是商王掌握着对祖先神的祭祀权,其祭祀是遍祀商王先祖;周代的祖先神崇拜是分层分级的.二者不同的根源在于宗法制的完善、健全与否.     

历组二类卜辞所见商代祭祀

殷墟出土的历组二类卜辞的主要内容是商王的祭祀活动,本文在引证和分析了大量有关卜辞的基础上,认为商代对自然神的祭祀是为了拜年祈雨,对祖先神的祭祀则主要是岁、伐、御、拜四种祀典,并对祭祀的内容、对象、择日及祭品等进行了研究考订     

闽南风俗琐谈

翻阅闽南族谱,追溯闽南人祖先的源流时,我们会发现史料清楚地记载着闽南人的根在中原或北方,闽南人基本上都是从中原或北方迁徙而来的,主要聚居在幅建的厦门、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门、安溪、永春、德化、漳州等市（县）。自明清开始,福建大量向台湾移民,据数据统计,目前全台湾约75％的人讲闽南话。因此,台湾也是闽南人的主要聚住地。     

春秋时期祭祖范围研究

祭祀祖先的范围,即仪典中祭祀哪些祖先,不但是祖先崇拜的基本问题,并且还折射出生者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家族、血缘的认知等等。春秋时期是社会变动较为剧烈的时期,在这一变化的时代,祭祀对象发生若干变化,祖先崇拜也展现出新的特点。总体而言,春秋时人重视近祖,也注重远祖,在选择所祭对象时,春秋时人以满足现实需求为目的,祭祀祖先有其灵活的一面而并无统一的标准。可堪注意的是,春秋时人擅于追溯远祖,春秋金文中出现了对祝融、成汤等远祖的追记,而不再如西周时人一般只将祖先追踪至文王武王时代。此外,春秋时人对于英雄祖先十分崇拜,并将这一风尚提升至礼的高度予以阐述。春秋时人追忆远祖,对儒家"慎终追远"的观念有深刻的影响;春秋时人崇拜英雄祖先,对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出共同的英雄祖先有直接的影响。     

观念、组织与认同准则——19世纪英属槟榔屿邱氏宗族再建构与社群形塑

论文以槟榔屿五大姓中的邱氏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梳理了19世纪邱氏宗族移殖槟榔屿的历史脉络、邱氏宗族组织的形成和作用,并对邱氏宗族认同准则的不同边界进行了具体分析。1786年槟榔屿开埠后,来自福建海澄三都的邱氏人数逐渐增多,经过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融神明祭祀与祖先祭祀于一体的大宗祠组织——龙山堂,并重修了族谱。在19世纪的槟榔屿,邱氏的认同首先是宗族内部按照房派来划分的血缘认同;在宗族之外,则有闽南方言、福建公司、海澄三都、三魁岭等范围大小不同的方言群和地域认同。这是邱氏在海外采取的认同层次,体现出邱氏多面相的宗族发展策略,也成为邱氏宗族乃至闽南社群形塑的主要途径。邱氏宗族组织的再建构,代表了英属马来亚地区华人社群形塑过程中血缘认同的一种典型形式。     

明清时期东莞宗祠、祭祀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东莞市博物馆藏相关碑刻为依据

<正>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民俗,又具有特殊的功能,最终以国家出面加以规范,并形成制度。明代对祖先的祭祀已经扩展至祖     

好太王的陵墓再确认及相关问题

根据墓葬类型结构和遗物特征,尤其是铭砖和刻铭铜铃的出土,充分证明"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由此也推定出"将军坟"是长寿王的陵墓。集安麻线新出高句丽碑碑文中的"国罡上太王",是好太王的谥号,因此该碑建于好太王之后。碑文所记"以此河流四时祭祀",将山川崇拜和祖先祭祀相结合,祭祀的祖先是建碑之前以邹牟王为首的诸位祖先王。     

黑龙江蒙古族的祭祀

<正>黑龙江蒙古族的祭祀始于远古时代,继传至今。分为对自然物的祭祀、神偶的祭祀和祖先的祭祀。一、对自然物的祭祀祭天祭天是黑龙江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习俗。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祭天的习俗保留下来,从帝王到百姓无不祭天。古代祭天,实行“悬杆祭”,即     

土家·摆手

土家族非常崇拜祖先,将祖先祭祀日称为「过年」(俗称赶年)。摆手是土家族在年节举行祭祀的特有活动,现发展为祭祀、祈祷、歌舞、社交体育竞赛、物资交流等综合性的民俗活动。「摆手」有大小之分。「大摆手」,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规模大,时间长,与集市贸易、文艺体育活动融为一起。「小摆手」规模小,时间短,一般是一至三天。     

齐家文化祭祀遗存的初步研究

齐家文化发现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坑、石圆圈遗迹、居址内火烧、涂抹和摆置现象，还有卜骨、特殊场合使用的砾石等。通过对这些祭祀遗存的辨识与初步研究，我们认为齐家文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祭祀系统，注重对祖先神（人鬼神）的祭祀，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祭祀活动；动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砾石或为特定场合祭祀活动“通灵”的媒介。齐家文化既参与了以夏、商王朝为主的祭祀仪式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影响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降氐羌族的宗教观念。     

客家民间信仰的传统与创新——以台湾新埔褒忠亭义民爷信仰为例

台湾客家化是台湾化当中的一支,与台湾闽南化均是从中国大陆的原乡传衍而成,也是汉族早期在台湾移垦开发的主体。多数的台湾客家人为了慎终追远不忘本源,以姓氏堂号作为先祖源流的表征,这些不同的堂号在台湾各地客家聚落的家宅门楣上均可以看到,再不然在各家祭祀的祖先牌位与墓碑上亦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显现客家人慎终追远的化传承,早已牢牢地与生活密切的结合。     

要理直气壮地认定各种公祭乃至最高级别的国祭

祭祀,是人类社会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崇拜仪式活动。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只有两大祭祀的文化传统:一个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另一个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

公元前17世纪—前12世纪,赫梯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宗教祭祀和纪念活动巩固政权。基拉姆节日是王室通过祭祀诸神宣示王室统治、祈求国泰民安和众神护佑的一种仪式性活动,其仪式内容、程序、步骤、仪仗规范、祀神顺序、宴会座次等各个方面特征反映了赫梯全国性节日活动的主要要素。基拉姆节日活动既强调哈梯传统,又强调远古祖先狩猎生活传统,在各类活动中表现了王室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具有祭祀祖先功能的基拉姆仪式与其他强调农业生产、军事胜利的全国性节日共同构成了赫梯的国家庆典体系,反映了古代国家通过仪式手段巩固政权的普遍性特征。     

三星堆玉璋图案探讨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着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古代蜀人的祭祀对象,包括祭祀天神、祭祀祖先亡灵和各种自然神灵,也包括祭山祭天祭地祭日等等。虽然传世文献在这方面缺少详载,但从出土器物看,殷商时期青铜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的古蜀国,不仅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祭祀礼仪用品和和宗庙用器,而且反映出古蜀国在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