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与华侨华人——以七部航海《述奇》为中心

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是同文馆招收的首批学员,也是清政府首批派赴欧洲、走向世界的翻译官。在1866—1906年间,他曾八次出使,留下七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其中即有大量关于海外华人的记录,为我们考察清末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提供了可靠而直接的材料。本文通过梳理张德彝关于海外华人的诸多记录,就其与海外华人的交往、对华人海外生存状况的思考,以及维护海外华工权益的斗争等历史进行探讨,同时剖析张德彝对晚清侨务政策的推动作用,望能填补以往学界对张德彝研究之空白。     

晚清驻使刘锡鸿与译员张德彝日记雷同成因考

刘锡鸿是晚清首任驻英国副公使,著有出使日记《英轺日记》,记录他赴英一年多的考察心得,是研究其洋务观转变的一手文献。但刘锡鸿不通西文,他的日记又与使团翻译官张德彝所著《四述奇》多有雷同,故其书真伪在学界饱存争议。以19世纪英文档案、报刊等史料互证可知：刘锡鸿是在外籍翻译官而非张德彝的辅佐下出访考察并写作日记的。二人日记雷同实由张德彝抄改刘锡鸿日记所致。除了补充自著《四述奇》记录的不足之外,张德彝在抄改过程中还虚构种种场景,将非自身亲历之事也归于本人名下,并假言他国病弊以影射本国政治。张德彝有意推广洋务,他重视刘锡鸿的考察见闻,又以其政治遭遇为鉴,故采用此方式延续并发挥《英轺日记》内外兼治的自强观。     

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

1867-1870年,王韬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出访并旅居欧洲的知识分子,随后出版《漫游随录》。王韬对欧洲民俗积极体验,形成许多理性认识。王韬对欧洲城市的现代性日常生活进行体验,对欧洲的城市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活进行参验,并在异文化下积极进行人际交往和宣传儒家文化。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对他个人思想和事业的发展意义非凡,同时具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化交流意义,值得我们珍惜与重视。     

“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实践

"民俗主义"曾经是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围绕这一关键词的学术争论直接导致了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型。然而不同国家因历史与现实环境不同,在面对自身传统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也自然不尽一致,其"民俗主义"及其相关研究便呈现出国际性的差异。这种国际性的差异有助于反思当前"民俗主义"话语的霸权性。     

区域社会中的民俗传统——“山东民俗调查与研究专题讨论会”综述

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区域社会与民俗传统：山东民俗调查与研究专题讨论会”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召开。此次会议由财团法人台湾立青文教基金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联合主办,台湾东吴大学讲座教授、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兼秘书长王秋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叶涛在开幕式上致词,     

“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

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新史学的成功在于其新功能满足了社会的新需要。 2 0多年来我们一般着重于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忽略了它所追求的功能 ,实际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为新功能服务的。这种新功能就是“理解” ,即各阶级阶层间、各国各民族或各种文化间、现在和过去间的理解。了解西方新的“理解型”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有助于展望 2 1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史学的发展目标。     

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

民俗学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高度国际性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科,它在方法上采取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假设民族在民俗上的同质性。在现代性走向巅峰的时候,同质性人群和民俗传统的快速消逝带来民俗学的危机。面对危机,从日常生活来界定民俗的思潮兴起,却并不能解除危机。在人口流动、文化杂糅的世界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必须与他人协商安排日常生活的细节,这种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正在成为广泛的事实。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民俗学将会获得发展的生命力,这有赖于从业者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山西义村“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却一度呈现出张力、冲突乃至断裂的迹象;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民俗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复苏与兴盛,民俗宗教又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藉此,通过山西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揭示出当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呈现的逻辑关系:民俗宗教政治化、村庄政治民俗化、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混合化等。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

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恋旧”与“洋化”：纽约唐人街美国华人的民俗生活与文化认同

美国华人是海外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传统民俗在海外的重要传承者。纽约唐人街因其典型特征成为美国华人社区的一个缩影,生活于此的不同代际的华人在“恋旧”还是“洋化”的问题上有着迥异的选择,他们从墨守成规到入乡随俗的文化适应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今,美国华人正在由单一文化认同动态地向多元文化认同转变,这影响着唐人街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     

山东大学举办“民俗志的探索:使命、方法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北大核心CSSCI

2016年1月16日,“民俗志的探索：使命、方法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安徽大学、上海政法学院、西藏大学和山东多所高校以及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成均馆大学等单位总共70多位代表出席。     

女性民俗：性别的民俗文化透视——与邱国珍、李文、吴翔之等讨论

文章针对2008年《民俗研究》第一期中《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一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研究的女性民俗、女性民俗文化概念和问题,讨论提出女性民俗在性别民俗中独立存在可能性问题,以及女性在性别民俗中的内涵发现与理解,并由此分析女性民俗概念表述乏力的原因。     

“一国”的文化共享:《中国年俗》的民俗国家化过程探究

国家立场的媒体对春节习俗加以择取,使之成为国家名义下实现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享共有的材料。这种民俗国家化过程中的建构和转化:一是从祭祖到祭神完成了血缘、亲缘、地缘等多重关系的融合和想象;二是从团圆到团结主题的转化,完成了家国同构;三是基于画面效果和收视率的考虑,民俗作为生活细节的审美内涵得以突出。正是这些新的表现,使春节成为了民众在民族与国家的名义下进行的文化实践。     

“阿尔及利亚影像”中的民俗与政治——布迪厄民俗知识体系资本化与其学术创业的内在关联

阿尔及利亚民俗影像的建构,内含布迪厄对民俗知识体系化、资本化的基本方法,即揭示民俗本身的策略性、民俗知识在社会行动中的策略性以及民俗知识资本在布迪厄学术体系中占位的策略性。对这三方面的认知、把握和学术表达,是他学术创业的关键之处与核心问题。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

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和文化领域,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修道生活与“禁欲主义”以及教皇权力的相关研究和评价上。根本的出路在于相关学术史的积极梳理以及学科制度、学术作品生产机制的调整这些点滴的进步上。     

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较为连续的发展脉络。整体而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1910s-1940s: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女性民俗研究;二、1940s-1970s:阶级分析法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与研究;三、1980s-1990s:主体客体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四、2000年至今:"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经此四个时期,女性民俗研究的关注点从对女性民俗事象的关注转向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的关注,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开始以局内人的视角切入对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关切。而这恰恰是当下的女性民俗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之依据所在。     

创意与“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象阐释

在今天,创意产业在各国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民族文化基层的民俗文化,在创意设计中往往承担着胚体的作用,民俗元素经过剪辑、重构,融入现代科技,从而形成类型多样、新颖独特的创意产品。对于这样一种民俗主义现象,民俗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无疑,它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一种艺术加工,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变脸”。但这种“变脸”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并且仍源自民俗文化本身,因而对于创意产业中的民俗主义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加以排斥,而要正视并进行相应研究。对于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俗学来说,这或许是其融入主流学术、发挥更大价值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生态的“神符”饮食密码——黄河三角洲民俗剪纸中的生态饮食文化

黄河三角洲民俗剪纸是民众精神生态的物化形式,它在生态生发过程中蕴含着大量的饮食文化,是一部民众饮食文化＂空间叙事＂史。其中的饮食密码是一种＂超感性＂的体悟,它以神合的＂心象＂、孝悌的＂图像＂、大方的＂意象＂、长寿的＂文本＂等地缘文化,彰显着黄河三角洲独特的传统饮食文化特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