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

河北及京津地区的妈祖信仰 ,随着漕粮北运自东南沿海传播而来。代表妈祖信仰存在的第一座天妃宫在元泰定三年出现以后 ,至清代 ,天妃或天后宫庙的数量已达 35处之多。这些宫庙绝大部分为元、明两代所建。根据这些宫庙的形成时间及分布情况推测 ,元代的妈祖信仰是沿海河、北运河及天津以北渤海沿岸地区传播的。到明代 ,沿海继续向北推进到山海关 ,沿滦河向内地推进到长城南侧 ,并由天津向南沿南运河两侧扩展。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分布的时空特征 ,是由于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 ,需要东南大批漕粮北运而形成的。元、明海、河运输路线的差异 ,以及两朝国都所在地区军事形势和军事力量布置上的差异 ,使明代妈祖信仰分布的范围与元代有所不同 ,并比元代有所扩大     

福州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福州地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是陈靖姑信仰、城隍信仰、泰山信仰、五帝信仰和尚书公信仰等。既为民间信仰,那么它的传播途径也自然在于民间．其中最大规模的是移民的传播。自明代以来．福州不断有大小规模的移民到台湾．福州民间信仰随之迅速传播到台湾。下面说说陈靖姑信仰和城隍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传播——兼谈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的本土化及女性化特色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有一个本土化和女性化的过程。在民间传说中,唐代历史上遂宁广德寺的主持克幽禅师就是马郎妇观音,广德、灵泉二寺的文物古迹与历久弥新的中国观音的原型——妙善公主在当地的传说互相建构,而从历史上传承至今的观音庙会所展演的活态仪式更呈现出宏大的民间叙事,经历了1300年的观音信仰一直在建构中。民众的建构依托于川中地域的生态环境、宗教文化、历史语境和民众的思维逻辑,显示了观音信仰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

宋代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挣脱"祭不越望"观念的束缚,到外地建立行祠。两宋之交政治、经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变动,使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出现张王信仰传播的热潮。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王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川二郎神信仰在闽台及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嬗变

二郎神是闽南地区尤其是灌口、同安,甚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区民间尊奉的水神,它源自于人们对中国水文化先祖——四川都江堰“二王庙”祀“李二郎”即战国时代秦蜀郡守李冰次子的崇拜而发展成的一种重要的地方民间神灵信仰。自明天启崇祯年间建造了专门祀奉二郎神的闽南灌口凤山祖庙以来,     

走进钟馗的故乡

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的淮北小城灵璧,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处于有些尴尬的位置。长江以南的人把它看成是北方,黄河以北的人又往往把它看成南方。似乎被边缘化的灵璧人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境遇中走过了千百年。     

方相氏、钟馗与傩：角色与精神的盛衰

唐宋以来,佛教影响日渐扩大,并对上层人士产生作用。方相氏所代表的凶狠勇猛的傩仪显然有悖佛教意旨。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更愿意用和平温雅的祈福来替代气势汹汹的驱鬼活动,宽容与妥协成为主流。宫廷傩中那个黄金四目、龇牙咧嘴的方相氏,从此不再受到重视。从现有资料看,在这一时期,傩的世俗化、娱乐化加强了。宋代宫廷傩已经由教坊代办,出现娱乐化、世俗化和戏剧化特点。此时,整个国家的礼乐系统与《周礼》的理想化形态相去甚远,“以礼天地”的宗旨开始变质为“娱人耳目”。古代壮哉的狂夫方相氏,到了明清以降衍变为酒鬼、色鬼．从中体现出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在后期的高度专制和政治高压下形成的文化犬儒化。     

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

礼与俗是中国民间信仰实践的核心。从生活实践与身体的角度,可以阐明礼俗实践所体现的中国民间信仰实践身心合一、信仰与仪式融合的特质。拜是礼俗实践具身化的体现。拜既指表达敬意的具体的身体动作,如鞠躬、下跪、叩头、上供等,又可概称人们总体的宗教倾向与宗教感。拜以身心合一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民间信仰实践的惯习。人们从小在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地学习与完成拜,在礼俗实践中想象与完成与阴间的互动交流。长期的礼俗实践最终将阴间、阳间宇宙观内化为身体的实践行为与存在状态。宗教内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是信仰和仪式有机融合以栖居于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则由周期性互动交流的阴间与阳间共同构成。     

贝格遮护法神信仰传播及神职初探

藏传佛教拥有庞大的、数量众多的神彽,其中尤以护法神系最甚。护法衬通指护卫佛法,免受妖魔的袭扰,维护佛教教义完善的一类重要的神灵。^①其面容或净拧恐怖、或慈悲安详,按其神通可分为“出世间护法神”（这一类神灵具有高强巨大的神力,悦离了六道轮回苦,属十高级神灵。）     

日本武士信仰的特征

日本武士从登上政治舞台到完全掌握政权的过程中拥有了自己的信仰。武士的信仰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在死后得到一个安宁的去处,而是为了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获得利益。武士的信仰不是单纯的本土信仰,而是吸收了异文化的营养,并使之融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武士信仰具有现世主义和兼容并包的特征。武士信仰的特征反映了武士与传统的贵族统治者的区别,也代表了日本人信仰的普遍特点。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当今日本人的信仰中。     

火枪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１６世纪中叶,西洋火枪传入日本。此后,以九州南的种子岛为基地,火枪和火药的制造方法迅速传遍日本各地。１５７５年发生的著名的长之战,使火枪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嵙Α;鹎沟拇爰捌湓谡秸械拇蠊婺Ｊ褂茫匀毡纠返姆⒄蛊鹆酥卮蟮挠跋熳饔茫渲凶顛重要的,是引起了兵器和战术的变化,加速了日本统一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日欧贸易和文化交嵙鞯姆⒄埂     

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

巫术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期巫术的形态源于自然崇拜,旧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带有巫的性质的器物与符号,此后巫术信仰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其中,女子巫术在日本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文章从考古、文献、宗教以及民俗等多处视角,着重考察巫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指出巫女信仰是日本萨满教的核心,同时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底蕴。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

神像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性文化符号,它基于神的观念而存在,是神在现实世界的象征和化身,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想象,在民间信仰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冀南洗马村供奉神灵众多,神像的种类也多样,它们的生产和使用能带来具体的社会功效,对乡土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康熙民窑釉里红圆棒槌瓶与钟馗小憩图

康熙釉里红圆棒槌瓶(图1),高44、口径13.8、底径12.6厘米。盘口,短颈,颈部凸起一圈弦纹,圆折肩,筒形长腹,平切式二层台圈足①(图2)。足部露胎,底部施釉,无款。造型规整,器形敦厚。胎体厚重,施釉均匀,釉面光亮,     

钟馗造像的神性寄予（下）

四.钟馗造像的源流之神性寄予钟馗造像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的演绎与发展,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使钟馗图在中国传统绘画历史长卷中更富传奇色彩。     

日本的“佛舍利”信仰?

舍利崇拜与遗骨崇拜密切相关,它们影响到纳骨习俗。本文以“佛舍利”为中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考证了印度、中国及日本“佛舍利”崇拜的演变传播过程,进而阐明了日本“遗骨崇拜”及“佛舍利”信仰的关系,并阐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盂兰盆节与日本人的祖先信仰

盂兰盆节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一系列仪式是与已逝祖先相关的祭祖活动。因此,通过盂兰盆节可以了解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信仰等。本文拟通过考察日本盂兰盆节的仪式,揭示日本人的祖先观念、灵魂观念等,并考察当今社会盂兰盆节所被赋予的新的内涵。另外,通过研究盂兰盆节可以了解日本传统节日的深层文化内涵以及日本人精神世界。     

丧葬仪式、信仰与村落关系构建

围绕着丧葬信仰与仪式展开的人际互助关系,搭建了孝子孝女、围观者与当事人以及生者与亡人之间的隐秘关联,并调整、重塑和涵化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丧葬仪式在沟通家庭、宗族、村落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种本质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核心联结起来,并借力邻里互助习俗进一步整合地缘联系的互馈机制。通过人情交流,丧葬仪式及其有关信仰有助于抚慰死者亲属,并使其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