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     

基于明代福州地方志的统计与分析

本文尽可能地对明代福州方志存佚情况作一全面统计;根据统计结果按不同分析角度制成图表,归纳出明代福州地区修志事业发展原因和趋势。试着提出明代福州修志事业的兴盛原因有四:朝廷政策的强力号召、地方官绅的积极响应、文教兴盛的坚实助力、资金技术的客观保障。     

宣城出土的明代银锭

本文介绍了安徽省宣城市出土的13件银锭基本情况,并对其型制和铭文进行分析,推断其主要为明代地方政府运送给朝廷的赋税折银及军费支出,对研究明代银锭铸造流通、赋税制度和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修志普及和弊端

以辩证观点去审视,明代修志是有得有失的。其最大之得就是由于朝廷和各级政府对于修志的高度重视,从而赢得了各级政区志书编修的空前普及,开创了我国修志事业的新局面。其最大之失就是由于朝廷直接把修志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深度干预了修志工作,使修志工作偏离了本身固有规律,导致了一些弊端,抑制了修志事业的健康发展。明代修志的主要弊端可概括为三种,即政治化倾向、苟简倾向和拟古倾向。     

中国古代的远洋航行与沿海海运

中国古代远洋航行的历史悠久,至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极盛时期。以朝廷主办的沿海“海运始于元”,“终元不废”;明代少有举行,终以“海运险远”而将其罢除。两相比较,何以彼盛此衰,本文试析其原因。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明代宗藩研究

正明代宗室,是基于与太祖朱元璋的血缘关系纽带,在政治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却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享受特权的贵族群体。在明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这一群体虽在政治场域中一直沉默寡闻,但对明代财政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其产生的问题成为明中期朝廷五大要政之首。关于明代宗室及分封,自明建国伊     

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

明代西北土司因作用重要、影响深远等原因广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具体史实初步探析了明代西北土司的几个特点,如: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金器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明代金器○李晓青在自然界中,黄金是以游离状态存在的,其性能稳定,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不溶于酸碱,有很强的延伸性。明代学者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凡黄金为五金之长,熔化成形之后,住世永无变更。”黄金又以其华美的颜色及光泽为人们所喜爱...     

明代广西设土设流之论争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进程中,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围绕着设土与设流问题,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及其绩效。     

明代赐赙初探

赐赙指朝廷向死者家属赐予一定数额的钱物作为丧葬费,是一项以经济援助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行为。朝廷参考死者的功业、地位及与皇室的关系,通过赏赐数额不同的钱物为已故者构建起身后的荣耀。与前代相比,明代赐赙从必得之典变为赏功之赐,且钱物数量和受赐群体都有缩减,并长期以皇帝特恩赐予的形式存在,但其贯彻了明尊卑、辨亲疏的赐赙原则,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宗室、外戚、文武官员在明代丧礼中各有其位,促进了礼制的建设。     

明代社会女性思想控制成因探析

明朝统治者对女性思想控制的力度超过以往,究其原因与明代社会贞节观的普及关系密切,在此普及过程中明朝廷通过建立和完善旌表制度来引导女性的忠孝节义观念,利用官方和民间编撰女教书籍进行舆论引导,以及利用家庭对幼女灌输节烈观念等措施,最终在明代出现了未嫁女殉夫的现象。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从两块碑谈三边总制下的固原城修筑

明代,固原为“九边”重镇之一,三边总督府又设在固原。在军事防御方面,固原城发挥巨大作用,明代朝廷下令修筑固原城,这一事件记录在了《重修镇戎城碑记》上。另一块碑名为《金兴定三年地震碑记》,与《重修镇戎城碑记》颇有渊源。两块碑印证了固原城的重要性。     

《金陵佛寺大观》丛览

六朝南京始有佛寺,隋唐宋元时期步^衰落,至明代步入新的“黄金时期”,其佛教化在全国居举足轻重之地位。     

《天潢贵胄的心智结构——明代宗室群体心态、知识状况及信仰研究》评介

正在明代,靖难之后的宗室是一个历史际遇颇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受藩禁矩矱,处于与朝廷政治相隔离的境地,沦为衣租食禄的附庸,终成明后期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顽疾。因此,宗室问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明富教授、张颖超老师所著《天潢贵胄的心智结构——明代宗室群体心态、知识状况及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正是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宗室的最新研究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中下三篇,共10章,45万字。上篇"明代宗室群体心态",     

明代广东书院发展轨迹初探

明代是广东书院发展史上一个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其发展轨迹经历了沉寂—上升—鼎盛—回落四个时期,且与朝廷的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的盛衰和王湛之学的兴盛和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

县是中国古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具体到明代,州县对上承接朝廷、省、府,对下连接乡里、保甲等基层社会,是中央布政于地方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治理的好坏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否。深入分析《宝坻政书》这部明代县域治理的重要文献,阐释袁黄在宝坻的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县域治理的认识,而且能够为现代的县域治理提供借鉴。     

明代“盐法道”建置考论

明代创设的监管地方盐政事务的盐法道,是我们重新理解明代地方道制与盐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由于明代盐运司等地方盐务机构无力统筹管理食盐专卖的全部过程,创设盐法道成为朝廷解决开中法败坏后盐课无征、管理失控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景泰年间,朝廷最先令四川、两广等地盐法由司道官督理;天顺、成化以后,蔓延至云南、河东、陕西、山东等地;嘉靖以后,两浙、长芦、两淮等重要盐产区以及不产盐的江西、湖广、河南、贵州等纯销区省份,都开始普遍设置专管盐法的道员。盐道的设立与职权扩张,促使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管理以及分散于府县的疏销责任集中到省级层面,盐政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集权化,这一趋势为清政府所继承并进一步推向纵深。     

湛若水、黄佐相继与王阳明交往的文化意义

<正>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去世后朝廷追赐太子少保,溢号“文简”,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黄佐（1490—1566）,广东香山人。字才伯,号希斋,一号太霞子,晚号泰泉先生,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广西学政、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等职,去世后朝廷追赐谥号“文裕”。黄佐生活在明代风云变幻、国运多故的时期。正德朝的败政、嘉靖朝的乱政,     

明代滇抚赞理军务兼衔与夺考——兼论云南军政结构的演化

明代云南巡抚所兼赞理军务一职的与夺背后,是巡抚与沐氏总兵之间复杂的权力消长关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巡抚的军政职权以遏制勋贵世镇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长期不授予巡抚赞理军务的兼衔,以凸显沐氏总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孙冲龄莅政,世镇体制出现危机,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抚赞理军务衔以稳定边陲。此后因黔国公争权,巡抚建制又有所反复。但相较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巡抚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国公的军政职能,沐氏世镇反而日趋瘫痪,仅作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