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的撰写缘由

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读大学时对北洋军阀史却了解很少,仅仅只在课余读过一本丁江所写的《民国军事近纪》,约略知道一点袁世凯北洋军和直皖奉三系军阀的情况而已。1949年9月,我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政治学习后。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当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两个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     

从日内瓦到纽约——我的外交生涯的若干片段

1949年初北平解放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英文。不久,经早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同学介绍,我进入位于廊坊的中央外事学校学习。10月,中央外事组需要打字员,我英文打字较好,随即调任。很快,新中国外交部组建,我又被分配到国际司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外交岗位,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的大学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生活 1955年夏天,我结束了留苏预备班一年的学业后,赴苏联读大学。开始分配到基辅建工学院学构件制造。57年二年级读完时,正赶上专业调整,我被分到莫斯科航空学院五系（现三系）电气设备专业。开学前一个月赶到莫航报到才得知,转学生因专业变化,都要补足莫航科目的学时。一般人都转入二年级,我和从基辅一同转来的徐振渠同学不想留级,学校同意,但必须开学前补考并通过本专业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基础,其它科目（共七门）允许在三年级第一学期补完。这个条件虽然很严,但我俩决心一搏。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花费相当于培养4——5个国内大学生,两人相互帮助鼓励,一定行。     

我的大陆情怀

我是台湾省云林县斗六市古坑乡人。1924年出生在一个农家．由于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家道贫寒,我从小就很自立自强,1940年在台湾台南市专修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进入台湾制铁所机械工厂当见习生。因为家庭环境不允许我继续学习深造．我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机械专门部学习机械制造专业,函授三年结业。     

邓颖超谈如何写周恩来

1957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作为导师制研究生五人之一留在学校,在著名党史学家胡华同志指导下继续学习、研究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才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1946年我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后,考进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活动。1948年1月越过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奔向解放区。本想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料到,我竞被送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8月间北方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我又被吸收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著名学者何干之教授指导下攻读马列主义基本原著。1949年3月我随华北大学的队伍从河北正定县迁进刚解放的北平城,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生活,担任学习助理员,开始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也在这一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文科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就一直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从教员、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主要是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也深受“左”的路线、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制的毒害。1978年底我们党端正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之后,痛定思痛,我深感我们党在二十多年之中长期犯“左”的错误难以纠正,根子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严重弊病。     

我所接触的江青

1946年在昆明父亲李公朴被暗杀牺牲后,我随母张曼筠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高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7年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二。当年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1949年北平解放,我随校来京继续学俄语。1951年年初,     

从莫干山会议到京丰宾馆会议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财经组,师从金融专家徐雪寒进行财政、金融和税务的宏观经济研究。与我同时分配到该中心的大学同学共有6人,后来我们共同的感觉是,中心是个专门收留老干部的"清谈馆"。眼看着红墙外面改革热潮大起,我们这些中青年人心生躁动。1984年6月,《经济日报》刊登了一篇征文启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年轻留学生的梦想 1980年,我到美国读书．先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 哥大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于哈佛．很多大人物都在我们系执教。学习之余,我在《华侨日报》开设了经济专栏,主要写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生     

即使选择一万次，我还是要选择北京涉外经济学院

有同学说,即使选择一万次,我还是要选择北京涉外经济学院,我喜欢这里的风景,这里的师长,这里的专业,这里的同学,我要在这里成才,要在这里就业,要从这里腾飞。     

措果岁月

1975年．我于上海二医大毕业后,与同学李克明一起到了西藏。李克明被分配到定日县的绒辖区。那是边境区,离县城最远。我本来也是要求到绒辖去的,后来县上的领导说．到绒辖去的富士拉山口有6300多米．我在拉萨就因缺氧昏厥过一回,现在肯定翻不过山去的。再说绒辖人口不多．也不需要去两个大学生。于是我被分配到离县城较近的措果区。那里海拔4100多米．有近四千人。     

网络环境下跨专业学习的优劣性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空前增长。现如今,通过网络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越来越普遍,网络环境和现实环境不尽相同,人们在学习时的感受也会因此不同。而相当一部分人群在进行专业学习的同时,也会学习专业以外的知识,这就涉及跨专业知识。然而,术业有专攻,专业知识的学习会有未涉猎的领域,且比例很大,这就需要向网络或其他老师求助。通过对网络环境下跨专业学习的优劣性进行分析,发现网络环境下学习和传统环境下学习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     

新华社早年的新闻干部训练班

１９４８年８月,随着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边区的合并,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也合并为华北大学。我们正在等待开学上课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新华社准备办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正来校招收学员。于是,我们文学系对新闻工作有兴趣者便报名参加了。这些同学中,有一少部分是原华北联大文学二班已经结业了,准备分配到《人民日报》稍加培训即分配工作的,大家便一道于９月３日离开正定,来到平山县《人民日报》驻地的东焦村,由报社的游柳塘同志带领我们进行时事政治学习。约半个月,传来上边指示说,《人民…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我画的毛泽东主席像悬挂在天安门上

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从１９４９年开始挂上的毛主席像到今天,曾经先后变换过５种样式。我在父亲王式廓的影响下,自幼喜欢绘画。１９４９年１９岁的时候,先入华北大学学习,后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     

走好三步曲打造高校数学教学课堂

进入高中以后,往往有不少同学不能适应高中数学学习,进而影响到学习的积极性,甚至成绩一落千丈。因此同学们需要了解高中数学教学内容特点,寻找高中数学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     

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投身革命之时起,就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07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攻读的就是经济专业。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研究经济理论起初给我以沉重的感觉:在‘崇高和美好’的后面是商品—货币—商品。但是一旦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我感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应当说,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觉得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