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报》与“史上最短杂文”

一个作家,既写小说,也写剧本,还写评论和杂文,而他最著名的作品,却只是六个字,这情状恐怕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位作家叫郑拾风（1920-1996）,他的“最短杂文”是一句短评：“今日无话可说。”1995年11月,高集、高汾收到郑拾风写来的一封短信,只有两三行字：     

读有关康生的两篇文章所想到的

由于我正在写《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其中要专门写一节《康生其人和他在整风抢救中的作用》,所以老友曾彦修先后送来刊载有关康生文章的两期《文史精华》。一是2002年第6期刘明钢的《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的起因》,他批注了文中一些错误(因为我们两人都经历了当年各自单位运动的全过程);二是2002年第10期,登有与我同名的作者的《康生一生中的三次政治投机》。曾彦修除指出一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

耀邦同志是我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的,他比我只大三岁,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在他逝世前二十天,我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民俗学视野中的罗隐及其传说、故事

我读已故上海作家、资深报人刘金先生的《吹沙居杂文》,发现有一篇《由罗隐的故事想到的》,其中开头这样说：罗隐“是个才子,诗和文都写得好,在当时颇有名气。不知什么原因,在他身后,浙江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我所认识的谷景生

谷景生是位久战沙场、屡立战功的将军,我与他相识是在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之际,当时他代表亲历者在会上讲话,经“一二·九”运动时女一中中共党支部书记乔韫文（乔彬）同志介绍,我与他相见,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杂家罗竹风

学者罗竹风,对现在许多年轻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但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位腹笥宽广、博古通今的大杂家大多十分敬仰。当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罗竹风是上海社联主席。我们来往密切倒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是写杂文。因为年轻时崇拜鲁迅,喜欢鲁迅尖刻辛辣的杂文,所以我在80年代也写起杂文了,以“斯人”为笔名的杂文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也算圈中的后起之秀。罗老则是杂文界的老将。     

胡秋原印象

60年代初,“国军”新文艺运动热浪滚滚,许多著名学者、文艺家参与这项活动。那时我在“国防部”资料中心服务,结识不少文化艺术界人士,胡秋原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身高180公分左右,面色清癯,戴近视眼镜,操着浓重的湖北黄陂口音。他写字稍大,例如用300字稿纸,他最多只写75个字,不过,写的字非常清楚易认。     

“楚云飞”的“秘书经”

吴云溥是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后的第一位上司,当时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最初只听说老昊是市委机关的大笔杆子。时间久了才知道他就是沪上鼎鼎有名的杂文家“楚云飞”。他的杂文,诙谐风趣,言之有物,引用古今中外的典故顺手拈来,     

红烛·春蚕——深切怀念程欣人同志

我刊的主任编辑、我省著名考杆学家程欣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3月25日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仿佛看到他是踏着沉重的步伐,带着隐隐的忧虑,留下他未竟的事业,默默地离开人世的。但他崇高的“红烛”人品,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治学精神,却使我们永远怀念。他的逝世,是我省文博考古事业的一大损失,更是我刊编辑出版工作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良师。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     

何其芳的“野心”

“四人帮”倒台以后,何其芳情绪大好,工作也大忙了。有一次来看我,对我述说他拄着手杖去参加游行,晕得要倒,两三位同志把他搀扶到家,第二天,第三天,还继续坚持去了。接着,兴致勃勃地大谈个人的写作计划。他说:“我的野心很大。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前进的历程。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在一起的同志们碰了碰印象;诗兴又有点动了,也想写点诗。也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你不也写了一些吗?”说完了,眼睛望着我,带笑地说:“你看这野心是…     

追忆革命伴侣张士毅烈士

正在辽宁省锦州市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中,长眠着一位党的优秀干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士毅。张士毅生前是中共锦州市第一任市长,1947年牺牲时年仅34岁。我和士毅从相爱、结婚到诀别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对他的深切思念却伴随了我一生。士毅既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良师和战友,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哏：幽默之城——天津

天津话哏,天津人哏,天津是幽默之城。一听到天津人说话,我就禁不住想乐。一位按年龄要叔叔的出租车司机迎着我说：“大哥,你去哪？”天津司机“大哥”、“大姐”喊得自然利落,倒是外地人初来乍到听着有些不习惯。与其说这是天津人的礼貌,不如说是天津人的幽默。他和我谈起过世的马三立,说马三立临走前还抖了一大包袱：“马三爷住在中医院,房间里满是送的鲜花、花篮,院长去看望他,出门时,马三爷说,‘您给我写一张纸条贴房门上’,院长问写啥“马三爷说‘代售花篮’。瞧瞧,他都那状况了还能抖包袱逗你玩,真哏。”     

怀念吴仲超同志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同志们都以尊敬而亲切的心意称他“吴老”),与世长辞了。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领导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十年,功绩卓著,有口皆碑。我有幸同吴老相处整整十个年头,无论在他工作期间或在他卧病的日子里,耳染目睹,深深感到吴老形象高大,党性强,水平高,业务熟,作风好,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工作严谨,领导有方。因此,称他为文物和博物馆界优秀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吴老逝世,使我失去一位良师。他的思想和作风,仍是我们工作中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好友间的“认识与不认识”

正贾植芳与胡风是1930年代通过文章认识的好友。他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说不认识,在"不该"认识胡风时,却又偏偏死不改口。1947年,贾植芳因写了一系列针对国民党政府的短篇小说和杂文而被当局关押。在狱中,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他就范,但他却坚持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胡风,特务没办法,最后只能将他释放。1955年,全国正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他却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他被捕前,华东局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代表组织与他谈话,问道:"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他回答:"朋     

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美特

徐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人耿直坦率,待人诚恳,“文化大革命”中被捕,1972年3月,受迫害致死。其妻张晓梅也是一位女中英豪,曾任北京市妇联主任,“文革”受到株连,也死于非命。（一）1939年山西“晋西事变”,我被迫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开始和徐冰相识,但来往不多。1946年徐冰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来北平,任该团政治顾问,代表团负责人是叶剑英。这时我和徐冰的来往才逐渐密切起来。听从他的嘱咐,我为党做了一些事。例如1946年夏,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中…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汉字简繁转换的尴尬

有一年,我有事乘飞机去广州,在途中与邻座聊天,聊得正投机时,互相交换了名片。我接过对方的名片一看,上面写着“XX餅幹公司德经理”,觉得好笑,不过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先问他名片在哪里印的,为什么用繁体汉字？他告诉我说是在广州印的,因为公司常在香港有业务往来,为适应香港的习惯所以印繁体字了。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名片在香港更看不明白了,他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告诉他“饼干”的繁体应该是“餅幹”,你在印名片的时候一定写的是简体汉字“饼干”,却要求印名片的厂家改印成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