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正>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     

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

引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产物,它们在萌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传统,成为史学遗产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尽管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家,都要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和认识水平重新撰写历史,从而推动着史学的更新与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教育的哲学思考

天下万千学问,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都有个思想统领其间,这个思想就是哲学思想。历史教育也不能例外,小到对一个人物的看法,大到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内中都包藏着哲学思想。按中国史学的传统,历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思是要探求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贯通古今人事的因果变化。“天人之际”是一种横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纵的,在纵横关系中去发现历史变化的法则或规律,从而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中,必然要反映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哲学思想。崇尚天意史观的,赋予历史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

历史叙事研究成为当下中西学界历史学中的显学,也是当前后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现代历史认识理论认为,史学内容的客观性与其表述的主观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为史实、史义和史文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空间,而史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的。自史学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学术责任,把以"善"和"美"为指归的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喻作为史学实践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即在力求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展现自己的审美情境,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人文关怀——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10多年前,当中国历史学从“影射史学”的恶梦中缓醒过来时,全社会对过去一段时期肆意践踏历史真的做法深恶痛绝,渴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为70年代末以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基于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加上“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唯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关于历史客观性的信念,虽然不同于西方19世纪经验主义史学对历史事实的崇拜,其学术背景亦有异于西方以“新经济史”学派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