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文学家的“东力学”——以芥川龙之介为中心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在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与“先进的西方”相对的“落后的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在西方国家以东方国家为对象大力推进殖民政策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霸权话语。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它在比西方国家落后几十年的状态下学习西方,并发展到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象推进殖民政策。从日本近代文学家当时关于中国的言论当中也可以看出有类似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因篇幅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借鉴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观点,重点围绕芥川龙之介这位作家,深入探讨他对中国的一些言论。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模式——兼论历史学模式的难点

在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中,比较文学、历史学的研究模式应用最为广泛。比较文学的研究模式强调“归化”,以中国文化为轴心进行中外文化的勾连和比较。而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呈现“异化”,主张把握海外汉学的“外国学”本质,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外国的学术传统。而汉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只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在东方学浩瀚的宏观构架下考量汉学就成了研究者必经的漫漫蜀道。     

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钟敬文在20世纪最后20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理论,都体现出他所拥有的文明视野,即涵括多主体文明关系和中华文明主体的视野。传统文化整体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均具有批判性和方法论建构的意义。他提出“民俗文化学”,源自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歌谣学运动、通俗文艺研究、风俗调查等面向民间大众的文化再造潮流予以统一概括的设想,但是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活。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包含着对于“文明体”与“学派”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的一系列学理思考,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受传统“天下观”“夷夏观”“服事观”影响,清代中越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越传统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交锋中逐渐瓦解,中越分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构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中越边界由传统的习惯线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边界线转变,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向近现代国家间关系演变。     

“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清代传统兵学的衰落与“师夷制夷”战略思想的形成

清前期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争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清廷长期实施封建集权制度和思想禁锢政策,闭关锁国,阻碍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相关战争理论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主要是辑录注疏前人的著述,抱残守拙,缺乏创新。鸦片战争前后,外侮内患频生,传统兵学彻底没落,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新型战争理论渐次传入中国。     

霍耐特承认理论述评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思想发展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霍耐特承认理论是在反思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和福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霍耐特承认理论认为,相互承认关系可以表述为:以爱与关怀为主导观念的私密关系;以平等的权利义务为规范的法权关系;以个人成就为社会等级规范标准的社会尊重关系。霍耐特承认理论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大转向,创造了批判理论发展的新形态,提出了当代紧迫问题,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但它也存在夸大道德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有限等局限性。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胡适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

胡适文化思想的心路历程吴二持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以魏源等为代表的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体,借鉴学习西方应用科学技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     

美国学界的“非西方中心”史观

萨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的东方学中长期存在的“帝国主义真相”．这就是通过对中国“特殊性”的考察来证实西方的“普遍性”和“中心位置”。以后,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被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本文认为,尽管有的学者受国际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鼓舞,试图建立一个非西方中心的历史研究模式。但他们在力图把西方经验局限于“地方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因此。要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和各种形式的“地方中心主义”,必须克服各种偏见,培养一种“非中心意识”。     

“他者”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自 2 0世纪 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 .萨义德 (EdwardW .Said)对 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 ,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他者”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 ,欧洲 /西方对作为自己“他者”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 ,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① 一书。其主旨是 ,通过研…     

论苏雪林对中国神话学的学术贡献与反思

我国的神话学研究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而苏雪林作为西方人类文化学派传播理论的领军人物开始对楚辞的神话进行论证和梳理。不但融会贯通了中国"官方"与"民间"两大文化主流,而且且找到了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进而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以及"中国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的大胆发现。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其神话学贡献与反思的研究可以对苏雪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

李伯谦先生对于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的观点是赞同的,对于夏文化的上限则提出过比较新颖的见解,认为“二里头类型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夏代初期文化应包括在王湾三期之内”。具体地说,“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由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可能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1李先生的根据主要是:羿为少白皋氏族的人,其居地或在少白皋故地今山东曲阜左近,羿的固有文化亦应即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夷人文化。“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随着夷人入主华夏,夷人的传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必然大量涌入中原,并与传统的…     

近二十年西方十字军东征研究的新动向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长期赞美十字军、贬抑穆斯林。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全球史与记忆史的影响下,这种"对立"评价得到修正。西方学界在重新审视拉丁语史料的同时,借助阿拉伯语史料以及视觉、语言等新材料,证明穆斯林能够自觉认知欧洲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了穆斯林负面的"他者"形象,揭示了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频繁互动,由此"交流"与"适应"取代"对立"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创造了"粗陋的宽容"这一新术语,引进文化学理论以及"文化适应"和"经济实用主义"等概念,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它是当前西方学界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重构十字军东征历史的重要体现。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传

大卫·妮尔是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她的东方(特别是西藏)探险记、日记、论著极多,被译成了西方的各主要文种及日文。她一生中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崇拜和敬佩,将终生的精力用于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探险和潜心研究西藏学乃至东方学中的许多学科,甚至起了一个法号“智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喜马拉雅环境和社会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曾与笔者讲过:“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     

林则徐、魏源的主要现代化思想

清王朝的固步自封是造成中华民族文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走向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对于一个曾经将封建文明发展到极盛的国度来说却是艰难的。林则徐、魏源作为中国现代化思想萌芽的“播种者和培育者”,认识到了封建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落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思想, 从而也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东方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东方学》简评

萨义德的《东方学》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东方学术研究上的影响,提醒学者们意识到文化霸权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入的著作,《东方学》是否就摆脱了这种偏见,而完全站在东方的立场上辩护？著作虽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但对东方本身并未表现出平等的好感,反而字里行间留有一种作为西方人的优越。我认为著作在无形中还造成了一种依赖的效果．即即使在为东方的辩护中。东方也离不开西方。这是一种友好的霸权渗透,让人在无意识中承认西方的重要,受他影响。因而,在东方学研究中,学者要清楚的认识自身的定位,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定义与概况：“汉学”和“中国学”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相同,旧式“汉学”强调用１９世纪研究希腊、罗马的文献批评原则解读中国文献,承认中国文化比较独特,不能完全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学研究”则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国,试图象经济上的全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