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抗战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贵州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服务抗战的需要,贵州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贵州抗战史研究常常被人们忽视,已经被深深地边缘化,成为全国抗战史研究中的短板。近年来,贵州毗邻省市纷纷出台系列举措推动抗战研究的纵深发展,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在西南抗战大后方各省市区中,唯独贵州抗战史研究仍然处于非常薄弱状态,与贵州在抗战     

历史文献研究会举行《贵州地区民族经济》专题研讨会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九日在贵阳举行《贵州地区民族经济》专题研讨会。到会的有我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十余人。与会同志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有的同志在与会前还作了调查研究。故发言都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有的同志认为:贵州开发较晚,交通阻塞,情况复杂,民族与民族之间,差异较大,底子薄弱,发展贵州民族经济,应当因地制宜,不可操之过急。应当本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原则,抓好治山、治水、治土,广植树木,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并下定决心狠抓教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的科研机构

贵州的科研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出现过,分贵州地方政府组建。黔籍人士学成归来受命创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派人来黔组建和本地学者邀约自建四类,如：农事实验场,贵阳测候所,贵阳地质所等等,其科技活动多属调查、考察、检验及技术推广性质,尚无系统的研究方向任务,科研基础很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发展较快,一方面沦陷区的一些科研机构迁入贵州,或由迁人贵州的学者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组建办所;另一方面是贵州地方政府建立的科技机构较前增多。抗战期间,贵州的科技机构,包括独立科研机构和院校…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本文主要从外国传教士及学者与贵州民族研究、客籍文士及黔中文人与贵州民族研究、地方志与贵州民族研究等视角,论述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贵州现代版画四十年(上)

贵州现代版画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新兴木刻运动。抗战时期,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激荡下,木刻成为抗战宣传鼓动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战局的发展,新木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浙江大学等迁入贵州,进步力量在贵州得到一定的发展,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奠定基础。自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成立以来,于当年十月在贵阳首次举办了贵州现代木刻展——双十全国木刻展贵州区展,以后又举办了遵义赈灾木刻展、惠水普定巡回展等现代木刻宣传活动。新兴木刻运动在贵州的发展,使宣传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进步为主题…     

一○二师抗战纪实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正义与和平;为打败野蛮的日本侵略者,消灭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抗战行列中,贵州籍的将土是一支支英勇顽强的劲旅,许多人为国捐躯,血洒疆场,他们的功绩理应载入史册。参加抗日战争的贵州部队计有：1．八十五师师长：陈铁,贵州遵义县人。2．八十二师师长：罗启疆,贵州松桃县人。3．一○师师长：柏辉章,贵州遵义人。4．一○三师师长：何绍周,贵州兴义人。5．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贵州绥阳县人。6一四○师师长：王文彦,贵州兴义县人。…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论抗战前期国统区民族工业发展原因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统区经济的发展尤为显著。特别是抗战前期(1937—1942),大后方的民族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民族工业厂家大量增加,工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工业产品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发展对于支持抗战起了不小的作用,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布局,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探讨抗战前期国统区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便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11个黔军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为了不忘我贵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在近几年学习新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此文回顾黔军抗战业绩。     

东北调查委员会相关史料一组

抗战胜利前后,中央设计局为制定东北复员计划,对东北地区状况进行调查,设立了东北调查委员会,它的成立为制定东北复员计划、促进东北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本组史料即是关于东北调查委员会的筹备、运行和结束等相关内容,对于研究抗战后期的国民党内部组织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与贵州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情况复杂,不仅分校众多,且不少军校生由军校委托各专门军事学校代训,仍属军校建制。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四分校及为军校代训的三所专门军事学校迁入贵州。贵州为军校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培养大批基层军官,有力地保存了抗日力量。军校也对当地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贵州合作事业人物讲述

抗战时期,贵州政治地位凸显,大批重要、知名人士涌入贵州。本文介绍十位贵州合作人物,八人有留学背景。周诒春是原清华学校校长、清华大学奠基人;于树德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国合作事业先驱、合作泰斗;陈筑山原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平教会重要人物;章元善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慈善机构华洋义赈会创始人之一;董希文是著名画家,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贵州八年合作事业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抗战,改善了民生,转变了观念。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铜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但国土大部沦陷,云南成为抗战军需用铜唯一的供给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组建"滇北矿务局","彻底管理"云南铜业,有效整合云南铜矿资源,把云南铜业完全纳入国家军事战略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积极措施,使云南军需铜材产量大幅提升,保证了抗战的铜材需求,有力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也在抗战期间得到极大提升,加快了云南矿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发展特点

长期以来,贵州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发展相对缓慢。经过抗战时期的建设,城市现代化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受高原、民族等限制,与西南其它省份和内地相比,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却表现出典型的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论李宗仁与抗战初期的安徽政局

李宗仁及其新桂系势力,趁全国抗战之机入主安徽。为了巩固地方统治,顺应抗战形势需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较开明的政治改革和施政措施。诸如:提倡民主化建设,积极任用抗日进步人士;健全基层政权,反对和惩治官吏腐败;开展民众动员,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等等。为抗战初期安徽敌后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兴起,以及大别山地区的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一直在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走私活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湾是日本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许多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活动。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述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即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改革开放后,每当抗战胜利纪念日,尤其"逢十"纪念之期,国家和社会均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等。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包括:第一,铭记历史事实,宣传国耻记忆、抗争历史、和平经验;第二,进行政治动员,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献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第三,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第四,协调各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中共中央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浙江的红色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东南局紧紧抓牢抗战进步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创办抗战红色报刊、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途径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传播内容、手段和效果上,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地域性特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话语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