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传》“独标兴体”的诗学贡献

本文仅以《毛传》解《诗》“独标兴体”为题,从历时角度,阐明其特殊的诗学地位和贡献,认为：《毛传》把《诗三百》原本单纯的引起之“兴”,发展为复杂的隐喻之“兴”,从而构建起自己独特的解诗之道,开创了以讽喻、寄托释“兴”的传统,并通过《郑笺》、《文心雕龙·比兴》篇的阐释得以延续和不断丰富起来,进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学以及古代思想文化传统的建树均居功甚伟,影响深远。     

生成情境与诗学意涵——以沈德潜“温柔敦厚”说为核心的考察

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诗学作为其诗学的根本。在他之前与同时,有明清之际的诗人、清圣祖和清高宗三种不同的“温柔敦厚”诗说。沈氏之说与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潜诗学的“生成语境”,可以发现,沈氏一生以诗人自命,其大半生的关注点只是集中在吴地诗坛与诗风,与政治诗学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他并非传统认为的希望恢复诗教,其本意是要借经的权威以尊诗,而非还诗於经、藉诗行教。在此基础上分析沈德潜“温柔敦厚”诗说,可以认为它包含了总纲、题材、创作方法与诗歌风格四方面的内容。这既是对“温柔敦厚”诗学集成式的总结,同时又不乏诗心独运的新见。     

“虞山十八景”，观照江南的山水样本

常熟旧有“虞山十八景”,形成于明、清。光绪四年（1878年）花隐山列虞山七十二景,分“虞山大十八景”、“虞山小十八景”、“虞山续十八景”,及“虞山十八古迹”,“虞山十八景”是在“虞山大十八景”基础上产生,具体年代当在光绪中晚期。     

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意义与效应

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     

元明之际宗唐诗风传播的一个侧面——以“二蓝”师法渊源为中心

元末明初的闽中地区,被认为是有明一代宗唐诗学观念与诗风播迁的一大策源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曾经诞生了以林鸿、高棅为首,所谓“闽中十子”的倡鸣唐诗之诗派,尤其自高棅《唐诗品集》、《唐诗正声》出,史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     

音起八代之衰——复古诗论与元明清古音学

在吴械《韵补》的古韵研究、朱熹的“古今之诗三变”观念等影响之下,宋元两代有不少诗学著作重视:(1)辨古今诗体之异,复兴汉魏诗风;(2)辨古体格律和用韵。元代科举考试的“古赋”进一步地要求士子认真对待“古韵”,迫使人们寻求古体、律体诗赋押韵规范(如《古今韵会举要》)。宋元诗学的这种辨体意识,到明代脱胎成了李东阳、前后七子等的“复古”诗学,同时还产生了具体支撑古诗创作的杨慎古音学、古今体通用韵书(以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为代表)等副产品。可是,随着明季以后的韵学研究的精密化和朴学化,本来携手并进的诗学和韵学两个领域逐渐变得疏离,在清代知识菁英世界中各自发展成了专门之学。     

从“圣门”到“诗家”——“风人”意念的转向与明代诗论

“风人”一辞主要指《诗经》“国风”一脉的诗人,首先包括“国风”诗篇的作者,次被引申为继承“国风”抒情传统的理想诗人的范型。作为一种批评策略,“风人”的诗学原则与汉儒所奠定的经典解诗传统呈现出同源而异趣的发展辙迹,其重心逐渐从“圣门”的经典语境过渡向“诗家”语境,被开启章法、修辞、言意关系等语言情意结构层面的理解和研究维度。此一诗学转向大致在明代以“辨体”为理论要素的文章学语境中达到高峯,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集大成之标志,完成对多种资源的综合。“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     

作者“湖湘诗派”研究综述

本文综合论述了迄今为止"湖湘诗派"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探讨了湖湘诗派之名源起和成员构成,湖湘诗派研究中研究者态度的转变,湖湘诗派诗学理论及湖湘诗派作家作品研究,并试图为深化该领域的研究略陈管见。     

谢铎与《桃溪集》

谢铎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在"台阁体"诗风笼罩文坛的时候,谢铎提出了明道、纪事、重情、复古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谢铎同时或稍后的李东阳、陈音、王廷相、顾璘等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童话诗人”顾城

顾城是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风纤弱、机智、纯净,被称为"童话诗人",这也是顾城的创作选择和追求目标。本文对顾城创作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浅要分析。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