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志》与浙江大学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后期,１９４０年初,国立浙江大学经过辗转西迁。终于在遵义、湄潭安顿下来。从此,浙大师生同遵湄人民、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将近七年的艰苦岁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９月,浙大才复回到浙江杭州。最近,我们有幸阅读了１９９８年５月出版,由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遵义市志》中有关浙大的章节内容,心里充满无限喜悦和感激之情。《遵义市志》翔实地记述了浙大与遵义长期建立起来的密切互助的史迹,展示了遵义的父老乡亲曾竭尽全力,含辛茹苦地哺育了浙大师生;而浙大师生也诚挚地从各方面、尤其在科技文教等方…     

张其昀与《遵义新志》

抗日战争时期 ,浙江大学西迁后长驻遵义。在张其昀的主持下 ,浙大史地系师生用 7年时间完成了《遵义新志》的编纂。参与此志编写的学者后来几乎都成为某学科领域的开创者或专家 ,可谓是专家修志的典范。此志有我国两个首创 ,即中国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研究 ;同时 ,此志的学术研究方法及编纂的科学规范更值得新编志书学习借鉴。     

试论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之性质

学术界很多学者将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视为中国近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然张其昀所谓的"方志学"仅是区域地理学的代称,《遵义新志》也是在其"方志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与中国传统方志不同的"新方志",实为遵义区域地理著作。张其昀并未对其所谓的"新方志"和传统的方志加以明确区分,这就可能造成两者概念的混淆,或是学术界将《遵义新志》纳入传统地方志范畴的原因。     

遵义府划归贵州时间考

正关于遵义府划归贵州的时间,当前学界说法不一。作为黔北重镇的遵义府,其划归贵州的时间是非常有必要考证清楚的。一当前学界关于遵义府划归贵州时间的三种说法(一)雍正五年说。《贵州古代史》:"公元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划四川遵义府并所辖遵义、绥阳、桐梓、仁怀、正安五州县隶贵州。"~((1))《人文遵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将遵义府划归贵州。"~((2))     

第二章 历史地理

清代学者郑珍和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成书于一八四一年,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志之一,曾得到“精炼而无比,周密而罔遗”的评价。一九三七年又有杨恩元、赵恺合纂的《续遵义府志》。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于一九三八年迁到遵义。该校史地研究所认为遵义有这两部府志,大足为地方生色;但是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之方志,意在保存桑梓文献,故其记载偏重于地方史料”。为了“补旧志之所缺”,他们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的支持和资助下,花了七年的时间,致力于遵义地方的实地考察,由十一位教授和研究人员写出关于地质、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的十一篇文章,由张其昀主编,汇编成册,名《遵义新志》。《遵义新志》大多为地学著作,特重于地图的表现。它是个人和集体研究的成果,对旧志是很好的补充。他们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掌握了充分的数据,从而作出比较科学的论断。如《历史地理》一章,根据旧志史实,分九个时期叙述遵义历史的发展情况,由此展望将来,得出遵义“不难成为西南工业重镇之一”的结论,这在解放后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全书在体例风格上也有其特点,足资参考。本书曾在四十年代末少量印行,流传不广。因此,我们选取张其昀的《历史地理》一章和严德一的《产业与资源》一章的第二节发表,供编修新地方志的同志们参考。     

竺可桢与李约瑟在遵义的科学情谊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距杭州市区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时,浙大才决定内迁,前后经过4次,历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到达贵州。据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记载,他于1940年1月12日离别宜山,经都匀转贵阳,先至青岩视察,决定一年级学生的临时校址。一年之后一年级分部搬往永兴场。1月17日,竺可桢到了遵义。其首要任务,仍然是勘定办公室、教室、宿舍的地址,计师毕们右一个学习、安宿之处。     

竺可桢与贵州

竺可桢对贵州的发展作过大量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浙大内迁贵州期间,竺可桢领导全体浙大师生为贵州的发展作了各方面的努力,本文主要论述他们在贵州气象发展、志书修纂、禁烟运动、农业推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

1906年,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纸遵义《白话报》诞生,由时任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这是贵州近代报业的开端.一直以来,关于贵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较为稀少.之前,在若干文献的记载中,《黔报》一直被视为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近年,史学界正式提出,遵义《白话报》为贵州近代第一报,倡导者为时任遵义知府的袁玉锡.遵义《白话报》的原件,现已失传.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还原贵州近代报业的起源,力争能够全面评价遵义《白话报》.同时,史学界对袁玉锡任职遵义知府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这关系到对遵义《白话报》的考量.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袁玉锡在遵义的任职时间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丰子恺在遵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丰子恺随浙江大学西迁遵义。起初住在城内,继迁罗庄,随后又迁到狮子桥附近的南坛巷熊宅寓楼。因前临湘水,便用苏东坡改写《洞仙歌》中“时见疏星渡河汉”之意,给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星汉楼”,并书之以颜其额。丰氏除在浙大授课外,还著了《绘画改良论》,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出版了《艺术修养基础》、《子恺近作散文集》、《子恺漫画选集》及与肖而化合编的《抗战歌选》第一、二册。一九四一年,丰氏与遵义耆宿赵乃康及浙大文学系主任王焕镳等人到新舟沙滩扫清代诗人、学者郑珍、莫友之、黎庶昌墓。丰氏除画了郑、莫、黎遗像及郑墓原状想象图外,还画了《高楼阑槛知何处,剩有寒梅照     

“贵州事件”始末

所谓“贵州事件”,就是发生在1959年冬1960年春饿死上百万贵州农民的恶性事件。遵义专区是重灾区,又是在遵义县的板桥发现并揭开的,所以又称为“遵义事件”。就县份而言,金沙、湄潭最严重,又因封锁不严漏到中央去了,是无法隐瞒的重灾区,所以又称为“金沙事件”“湄潭事件”等。     

抗日战争中的陆军军医学校

<正>抗战期间,海军学校迁至桐梓,浙大迁至湄潭,而军医学校则迁至安顺……贵州在抗战中功不可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迁址贵州安顺,度过了它非常时期的7年。安顺的历史,也因此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清代贵州师范教育》商榷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三期所载《清代贵州师范教育》(以下简称《清》)一文,对贵阳的师范学堂情况,叙述颇详。笔者僻处黔北,对全省情况未窥全豹,无可置喙。但对于《清》文最后一段:“当时……师范教育机构皆设于贵阳,黔北遵义到民国初年始有师范”之说,则尚有疑义。最近因协助纂集遵义县教育志及为遵义县志编纂委员会将《续遵义府志》断句,得知该书所载与笔者幼时耳食之言相符,而与《清》文所述,则有未合。据《续遵义府志卷十五·学校二》载: 师范传习所在城北火神庙。光绪三十一(公元1905)年,袁玉锡(当时遵义知     

坚实基础 再铸辉煌——董酒恢复历史最高产能庆典

日前,董酒恢复历史最高产能技改项目已顺利竣工。为此,贵州蒂酒股份有限公司于11月在贵州遵义举办了以“坚实基础,再铸辉煌”为主题的董酒恢复历史最高产能庆典仪式。全国工商联、国家和省级行业协会领导,业内老专家及权成人士,老八大酒厂代表,贵州省上级主管部门,遵义市、汇川区领导及主管部门,以及国内知名人土等受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论抗战时期浙大求是精神及对遵义教育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形势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七年西迁办学的历程中,浙大本着"求是精神",艰难探索,为西部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尤其是为遵义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遵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浙大的迁入,使遵义有了第一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对于当地办学层次的提高,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堡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蚕桑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华东,随着该地区部分大学和蚕业学校的内迁,国内不少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纷纷来到贵州遵义,我国生物、动物学家,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堡（1897—1986,字作屏,余杭高桥头人）就是其中一员。到了遵义,蔡堡和一些科技人员分析了遵义的地理、气候和中国蚕桑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经多方呼吁,他的设想得到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和海外爱国华侨的帮助。1939年秋,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贵州省宣布成立,     

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6月23—24日,在贵州遵义举行了由遵义市政府、遵义市政协、遵义师范学院主办的“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加拿大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丰子恺先生在遵义

1939年，丰子悄先生因避寇随浙江大学西迁来到贵州遵义。当时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教师多系盛名著称的学者，可谓精英集革，丰先士便是其中之一。我也因此有缘得在先生门下学画。丰子摆先生在遵义期间，住新城狮子桥南坛巷熊宅寓楼，前临湘水，因引苏东坡改写益蜀主《铜他敲钟“时见疏星渡河汉”句，而喻其室日“星汉楼”。当时，丰先生不过四十多岁，蓄中山头，有美髯，每出游必“Srick”（手杖）随之，并有其幼女一吟同行。丰先生一生勤奋笃朴，恰雅谦和，风神游洒．笑容中有不少内涵情趣。他在五十年代为轴国漫画家卜劳恩所作的连环…     

黎庶昌題蒙恬将军像拓本

图为贵州遵义人黎庶昌任驻日公使时,为秦国名将蒙恬将军像题写书名的影印拓片一册,为厦门的一位藏友从日本购回,已转让于我. 拓片中的蒙恬将军像,由日本著名画家圆山应举于天明时代(1781年至1788年)绘制,正文由黎庶昌出使日本的随员,著名国学大师、书法家杨守敬所书.后来日本人不仅把这本黎庶昌题识的原稿打成了碑,存于东京的神社内,而且还将碑的题名、画像、正文拓下来后影印出版.因为这是一本日本的初版书,以后没有再版过,目前存世稀少,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尚未发现藏有这个拓本,是一难得的珍品.     

浙大学生在遵义的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浙江大学师生西迁至遵义、湄潭,与当地人民患难与共,度过了五年岁月。当时的遵义,除了偶尔有预告敌机空袭的警报外,人们大都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但是,到了1944年秋天,特别是“黔南事变”前后,时局的逆转变化．给遵义带来了很大震荡。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浙大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走向了新的高潮。他们相继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劳军运动,组织了“浙大战地服务团”,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发表了“国是宣言”,并倡议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为救亡图存和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呼号,这些活动,都得到遵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尤其对当地中。小…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选载之五)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选载之五）葛剑雄九、复员杭州浙大的复员相当彻底,就像当时一度内迁的其他单位一样,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迁回杭州。１９９５年谭其骧重返遵义时,地委统战部和市方志办曾安排当地与浙大有关的人士与他见面,但只有一位陈先生是原浙大注册课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