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御史六察制度--兼与刁忠民同志商榷

宋神宗元丰年间,以监察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书,创建六察司,以类相分,纠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机构的失职行为;强化对六察官自身的监督机制,在尚书省置御史房,负责弹纠御史六察官的失职行为,且置簿记录其弹纠之多寡当否,御史六察官失察要受到尚书省的弹奏。宋朝御史六察制度投入少收效大,对提高行政效率、整顿吏治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

北宋元丰改制前,由于三省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机构,所以自唐以来行使封驳权的门下省给事中已经没有封驳的职权。宋太宗淳化时期为了加强对政令决策的审覆,设立知给事中事,赋予封驳"未便"制敕的权力。之后,太宗又将知给事中事的封驳权划隶掌管国家政令传达的机构———通进银台司,强化了封驳权行使的力度,使通进银台司成为独立于二府的国家正式机构,在中枢政务决策与政令颁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神宗元丰改制,作为整体的通进银台司方被罢废。     

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白告身第八道的复原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证明了元丰改制时依据唐制所建立的人事除授中制授、敕授、奏授等三种告身制度的存在,以及尚书省以奏抄为文书主体的日常政务运作方式的确立。文章结合文献分析了徐谓礼两类告身的形成过程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在其中的角色及其作用,重新评估了南宋所谓给舍合一以及封驳权的行使问题,认为给、舍各自的职能及其封驳权力并不曾因为所谓的三省合一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存在封驳职废或者职能互相侵夺的问题。徐谓礼文书并不支持诏敕等下行文书需要签"读"字的说法,但给事中署名行下的过程称作"书读","不书读"即构成封驳。文章最后在制度梳理的基础上讨论了徐谓礼文书中一则告身的复原问题。     

政事堂与都堂:宋代宰辅理政场域之演变

宋代的都堂与政事堂是宰辅集团处理国政、办公议事、接待僚属的机构,以及重要官员聚议的处所,在中枢政务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的办公之地称为政事堂,有时也称为都堂;改制后,三省聚议之所的法定名称为都堂,但个别文献仍称之为政事堂。此外,北宋前期尚书省内与元丰改制后重建的尚书新省内也设置有都堂。南宋时期,都堂成为三省、枢密院共有的理政之所,但仍有个别史籍习称之为政事堂。政事堂与都堂名称相近,极易混淆。实际上,随着宋朝中央官制改革与宰辅体制的调整,都堂与政事堂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影响着宋代中央权力格局的构建与重组。     

200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

200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与去年约略相当。据不完全统计,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300余篇,论著40多部,下面就笔者所见,简要介绍2005年的研究情况。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中枢体制和政务运作仍是研究的热点。罗永生《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门下省职掌与地位为中心》(中华书局)利用统计和计量方法,探讨了唐前期门下省在三省体制内地位的升降变化、成为三省核心的过程、原因和作用。李全德《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期)认为从唐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到宋前期中书门下、枢密院的二府体制变化,五代…     

北宋仁宗朝的集议

本文在厘清北宋前中期集议制度形成与变化基础上,旨在呈现仁宗朝政务决策如何围绕集议展开运转的实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决策方式的调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议活动鼎盛时期,它从前期继承的集议有两种：一是唐五代以来以讨论礼乐典章为主的尚书省集议;二是宋代新出现的、讨论专门政务以供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决策的有司集议。当时尚书省集议的功能逐渐被有司集议取代,并在多部门集议基础上,形成以两制、台谏为核心的稳定议事军体,集议流程趋于完善。集议为宰执以外的官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变了宋初以来君主或二府独断的决策方式。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试论宋仁宗朝宰相兼枢密使之职权

北宋前期,宋朝中央主管民政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并为二府,共同参与朝廷军国大政的决策,二府长贰官员构成了北宋前期的宰辅决策集团。随着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及内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二府权能及军事决策机制不断调整和改革,庆历时期,宋仁宗继太祖之后第二次实行宰相兼枢密使制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二府军事决策机制调整的背后凸显出宋朝皇帝军事指挥能力下降的同时其治国的基本方略却得以巩固和提升。     

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释读

出土于浙江省武义县的徐谓礼文书中,发现了迄今所知最完整、最丰富的宋代奏授告身资料。本文通过释读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指出宋代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奏授告身体式与唐代制度一脉相承,具体格式则顺应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作了相应调整。从徐谓礼奏授告身的签署格式来看,尽管史籍中有所谓南宋三省合一的提法,但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中,三省的分野和分工依然存在。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

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标志着唐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中书门下作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构 ,是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 ,是超然于三省之上的相府。中书门下系由以三省为依托的政事堂改变而来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 ,三省依然存在 ,但其机构建制和职权性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中国古代帝国体制演进过程看 ,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及三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 ,体现了中古时期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帖"是唐代《公式令》之外一种非常重要的下行公文,早在唐初即为州县、折冲府等地方行政、军政系统所广泛使用。中唐以后,随着使职的出现与方镇的兴起,"使帖"开始普遍行用。更重要的是,在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宰相机构也有了自己的公文——堂帖,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唐前期尚书省"省符"的职能,使宰相得以独自处分许多日常政务,这是唐代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无论是堂帖还是其他诸帖,虽然通常都钤有发文机构的官印,显示其公文性质,但所处理的却多为日常细务。正因如此,这些帖文本身格式简便、运行灵活,既可以发给官司,也可以发给个人,甚至超越原有的行政系统或层级,"体既简易,降给不难",对于日常行政的高效运行有很大帮助。     

两宋“尚书省印”之研究回顾暨五项商榷

两宋三省官印中以尚书省印对书画鉴藏史最为重要。拙文《存世书画作品所钤宋代尚书省印考》根据风格比对,指出除去同源同构具承传关系,但不完全相同之佛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藏传张戡《解鞍调箭图》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藏传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之尚书省印外,钤盖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摹刘敞《书秋水篇》(共四钤)、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淳化阁帖》、纳尔逊博物馆(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藏传李成《晴峦萧寺图》轴、克利夫兰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传巨然《溪山兰若图》轴、台北故宫藏传巨然《层岩丛树图》轴等书画之存世八方尚书省印均为同印。综合稽考官制史料、考古实物、字口缺损度及南宋题跋、三省官印之紧邻乃至于叠压关系,可归结出此八方尚书省印并非北宋官印,而是一方南宋官印,其钤盖年代约为1141-1183年间。在此基础上,本文撰述之目的在析擘为何此前学界关于此方尚书省印之断代,存在北宋官印(1083-1126年间)、北宋末至南宋初官印(1083-112...     

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制中的商会参与

度量衡划一关乎民众生活、市场拓展,又于政权统一和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国民政府鼎立南京后立即启动度量衡改制,以商会为主体的商人团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表达了商界对新制的期盼及诉求,并广泛宣传改制的重要性和参与检查新制实施状况,调解因使用新制而产生的纠纷;劝导涉外商号和租界华商改用新制,推动了海关和租界两处的改制。但在新制与旧习、商人惯用的外国度量衡之间发生冲突时,商会往往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要求暂缓改制,或依习惯对新制进行修正,少数地方商人和商会甚至不惜暴力抗拒。这也是改制时商界、学界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试论北宋统兵体制的演变

北宋前期的统兵体制大致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统兵体制,但在北宋中后期,都部署统兵体制逐渐被帅臣统兵体制所取代。     

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

宋朝审计机构 ,在中国审计史上既很重要 ,也有特色 ,但其演变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在北宋前期二府三司的体制下 ,审计机构基本隶属于财政或行政机构 ,亦即审财合一 ,中央三司属司审计一统天下 ,转运、提刑渐兼地方审计之职 ;在北宋后期三省六部体制下 ,审财有分有合 ,中央刑部、户部、太府寺属部属司审计三分天下 ,地方则沿袭原有机构 ,加强监督 ;在南宋偏安体制下 ,审财机构又趋合一 ,中央以户部属司审计为主 ,地方则增设专门机构 ,强化审计 ,聚敛财富。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浅论元丰改制

王安石改革与元丰改制,是宋神宗所主持的改革中,相互倚靠、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撒开元丰改制,孤立的探究王安石变法,是无法反映宋神宗时期改革的历史全貌的。本文不揣浅陋,对元丰改制的某些方面作一个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史学界对元丰改制问题的重视,倘若如斯,幸甚幸甚!一改制问题的提出早在宋朝官冗官滥的政治现象初见端倪的时候,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制止这种现象。宋太宗时,王元之就上疏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     

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中国传统文化与隋唐职官制度

我国古代职官制度至隋唐发生巨大变化,北周模仿《周官》的六官体制废除了,政府组织系统的紊乱局面也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在中央,三公不常设,亦无衙门僚佐,无论是名义上,或是实际上,都不再是宰相.三省长官为真宰相(开元天宝以后,尚书省长官不再是宰相),位尊权重.尚书六部正式成为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九卿之制仍在,与尚书六部平行,依尚书六部政令行事,分管各种具体事务.地方则又改为州县(或郡县)两级制.     

元代制国用使司述论

元初制国用使司的设立是领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职能分离的结果,这是当时忽必烈政府财政需求扩大的客观要求,也与阿合马的努力有关。制国用使司设有使、同知、副使、佥事、员外郎、郎中和令史等。最终制国用使司实现了到尚书省的平稳过渡,其主要官员也相继任职于尚书省。制国用使司与中书户部并不统属,其主要职能为统筹财政收支,这些职能的运作主要依靠其辖下的转运司和提举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