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本刊自本期起开辟《国外史学的新发展》栏目 ,主要发表各类文章介绍和评述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国外史学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和认真研究的。可以说 ,这次新发展的意义并不下于上次 ;也就是说 ,上次的发展标志着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 ,使史学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而这次的新发展 ,可以说是对新史学的挑战 ,预示着一种更新的史学可能出现。如果说上次的变化的发端是在上个世纪之交 ,即 1 9、2 0世纪之交的话 ,那么这个世纪之交 ,即 2 0、2 1世纪之交发生的这次变化不也正是一次同样深刻的变化的发端吗 ?因此 ,我们要预测 2 1世纪国外史学的发展 ,就不可不深入了解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这次新发展。而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 ,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我国史学的发展既不可能不和国外史学发生相互影响 ,也不可能再闭关自守 ,不去了解和研究国外史学的变化。总之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我们都应加强对国外史学新发展的研究。2 0世纪 70年代国外史学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即 :一 ,西方新史学的转型 ;二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 ;三 ,苏联解体前后 ,俄国史学的剧变。当然 ,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国外史学发展的全部 ,但应该     

一九九○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述略

1990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于3月下旬在厦门召开。与会代表90余人。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计划,这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1)对40年来我国史学发展进行理论反思;(2)对40年来史学理论本身进行反思。由于种种原因,提交会议的论文的论题不够集中。不过,由于仍有相当数量的论文的内容紧扣会议主题,再加上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时大家围绕主题发言十分踊跃,所以,会议的学术讨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境界--追求圆融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 ?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 ,乃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 ;前瞻 ,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 ;交叉 ,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 ,责无旁贷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 ,本刊特组织“2 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 ,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 ,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 ,见仁见智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 ,或具体入微 ,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 ,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 ,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 ,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 ,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 ,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 ,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一、2 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 ,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 ,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 ,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 ① ;关于后者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 。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 ,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 ,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 ,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总结遗产 创造新篇

人类即将跨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这是既往开来的时期,也是回顾与展望的时期。新世纪的到来,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加速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是首要任务。从学科对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历史科学是文化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在本世纪的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纪之交,它也面临着挑战。这里仅就历史科学理论的发展问题谈一点浅见。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应该有一个前提,或者说应该有一个基础。这个前提或基础,就是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遗产。治学如积薪,我们应当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创造新篇。笔者认…     

展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侧记

面对以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世纪 ,学者们都在关注各自学科如何迎接挑战、如何发展的问题。史学工作者回顾上一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 ,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述往思来 ,对中国历史学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 ,2 0 0 1年 9月 1 3— 1 6日 ,在辽河平原上的新兴城市盘锦市 ,辽宁省历史学会、中共盘锦市委宣传部、盘锦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了“2 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史学工作者回顾了一百年来 ,尤其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所走过的历程 ,对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做出展望。———对过去的总结是对…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上)

面向新世纪 ,史学家要以更为开放和健康的心态迎接史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它满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程度 ,史学要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中、外史学史都证明 ,史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史料积累 ,它首先需要的是史学家的观念更新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不断改革开放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史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已逐渐为国内史学工作者所认识 ,这使我们作为国内惟一的史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深感责任的重大 ,我们只有认真地思考如何办好这份刊物 ,才不辜负新世纪史学工作者对我们的期望。为此 ,我们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为题组织了这次笔谈。笔谈文章分两次刊出 ,希望引起史学界同仁对理论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探讨     

史学寻找自己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加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宝库中具有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认真清理这100年的史学遗产,科学总结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的创新注入活力,应是新世纪史学理论工作责无旁贷的任务。     

Actualités

Cet article traite du match de football ayant opposé l'équipe de France à son homologue algérienne le 6 octobre 2001 au Stade de France. Basée sur l'analyse de quatre quotidiens nationaux (Le Monde, Le Figaro, Libération et L'Équipe), l'étude cherche à comprendre les représentations des relations franco-algériennes dans la presse écrite française. Il s'agit de saisir les manières dont les journaux problématisent la rencontre en construisant des catégories et des classements particuliers. L'enquête révèle ainsi la mise en scène d'un système de perception social et politique fondé sur des séparations et des hiérarchies culturelles, nationales et sociales. Plus précisément, la presse véhicule l'idée de « choc des civilisations ». Elle instaure également un rapport de domination symbolique entre les deux pays à l'avantage de la France. Enfin, elle valorise pour l'Hexagone un modèle d'intégration des individus basé sur la séparation public/privé et sur la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Comes Horreorum – Komēs tēs Lamias

Abstract

It is a fact that very little is known of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of grain at Constantinople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fter the later sixth/early seventh century. Until this time, the supply was assured through the bureau of the praetorian prefect of the East and his subordinate, the comes horreorum, along with the latter's staff of humerarii and chartularii, who had charge of the public (state) granaries; and through an independent bureau called the sitōnikon, originally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City Prefect, but after Justinian's time transferred to the competence of the praetorian prefect of the East. The granaries where the grain was stored are named in the Notitia Urbis Constantinopolitanae as the horrea Troadensia, Valentiaca, Constantiaca, Alexandrina and the horreum Theodosianum – two presumably named after the sources of supply (the Troad and Egypt), three after the emperors during whose reigns they were constructed. A sixth-century ceremony preserved in the De Caerimoniis of Constantine VII records a state inspection of one of these granaries by the emperor and the praetorian prefect – where the emperor might also take along a surveyor to check the amount of grain registered by the comes, and to ensure that none had been stolen or sold illicitly.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     

Editor＇s Note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A C） is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