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晚清中国的巨变之一,是西力东渐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引发的一系列变化。西方轮船在中国水域中的出现和强力竞争,导致中国传统木船业衰落。西方轮船同时是外国列强在中国获取势力范围的外在表现。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得以诞生,这是中国社会大机器工业时代开始的象征,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表现之一。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①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赣闽粤边区农业渐进性转型的例子说明,对近代中国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内容和特点。     

Han Chinese,Manchu, and Western Spaces: The Changing Facade of Imperial Education in Qing Beijing

The physical spaces of imper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Qing were carefully constructed sites of political architecture that sought to shape the behavior of princes, emperors, and their teachers while projecting dynamic images of pow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range of build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Qing pedagogical apparatus. It argues that the changing spaces of imperial education drew on both classical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iconographies of power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a fluid vision of ru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Qianlong emperor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yong Hall at the center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in Beijing for exclusive use by the emperor during the Imperial Lecture, combining classical Han Chinese and Manchu expressions of authority.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irs to the throne and young emperors were trained in classrooms filled with calligraphy penned by their ancestors. Aphorisms drawing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well as Daoist and Buddhist texts, urged the young rulers to strive for dynastic renewal. Finally,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 Qing worked to transition to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mperial classrooms around Beijing were infused with 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s, incorporating new strands of authority for the reforming Qing dynasty.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

清末民初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时陕北23个县中有天主教传入的占19个,广大农村是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即1901至1911年是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陕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5°N~38·5°N间呈东宽西窄的横楔形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天主教堂分布的相对集中区,其中又以西部靖边、怀远(今横山)和定边三县为天主教势力集中的重心所在。县域内天主教堂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本文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史志,简要说明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使人们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形成日益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

The Pairizhang (day-to-day accounts) found in Huizhou were mostly written by the pupils i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hey seem similar to a dairy in some way with the activities of family members (mostly male) as the main contents. However, they differ from modern diaries in many ways.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Wuyuan County to keep day-to-day accou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analyzing the 5 accounts found there, many underlying facts can be revealed, such as the time allocation of the main labor forc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family econom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roductive activity and the days and ranges of their outdoor activity, etc. All these findings can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asants’ life in Huizhou at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Li Dan from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08, (2): 119–124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述论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既是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寻求自强独立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中国的＂国民外交＂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人民主权思想应用于外交领域,含有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的意思;二是指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三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增进友谊,进而改善邦交,促进世界和平。虽然今天的＂国民外交＂概念主要是从国际民间交往的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但不容忽视其原来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而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含义所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     

清末民初同城治所裁并初探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生命的畸形博弈:清代命案中的顶凶现象新考

与历代诸多代人受刑的案件相比,清代命案中的顶凶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顶凶案发生的原因和情节错综复杂,成为一种危害深重的畸形社会现象。发生时间表现为乾隆以降,数量逐渐增多;发生区域以福建、广东地区的械斗顶凶案件最为典型;立法过程表现为例文与司法的相互调适并趋向宽纵。从一手史料出发,对顶凶案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司法实践进行探寻和考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清代社会民众的政治生态、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透视出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实态。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

关于教案的发源,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1．侵略说;2．中西化冲突说;3．三重危机说;4．多种因素说。①笔以为,笼统地将晚清近两千起②教案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列强侵略或两种异质化之间的冲突等都未免失之简单,应作具体分析。在晚清直隶,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由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以及民教互争公产地亩引发的地产之争;摊派各种庙会和修庙钱引发纷争;细故口角争殴;教堂或传教士、教民遭劫窃引发;反教谣言、揭贴引发;民教双方由相互猜疑进而捏情上控引发教案等。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