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谱看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珠江三角洲大规模的开发始于宋代,移民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元时期,中原大地战乱频繁,沧桑更迭,而偏隅南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却相对稳定。在北宋末、南宋初及宋末、元初两次大迁徙中,从中原及江南度岭侨居的士大夫陆续流寓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尽管有些学者对于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称始迁于珠玑巷持怀疑态度,但这一时期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导致人口激增是有史料记载的。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世系的绵延,     

从族谱看宗法社会对福建妇女的压迫

古代福建本为闽越人居住地,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不断举族迁往福建。这些北方移民在带来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移存了中原的家族组织。最迟至明清时期,福建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凡有家族制度的存在．一般都有家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私家族谱的存在。从这些族谱中,我们可以窥见强大的家族势力对当时的弱势群体——福建妇女,从思维到日常生活方式的重重束缚。李慧英女士在其《换一种眼光看世界》一书中提到：“价值观念模式是一种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和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逐渐内化而形成的人们下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     

从清初的诗看当时的江南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清虽建都北京,但是东南、西南的广大国土上,南明四王及郑成功都相继抗清,明末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加入了抗清起义的洪流,所以这时期的社会,近八十余年是极不平静的。清廷在兵下江南,大局已定之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转而加紧,出现了历史上近百年的约八十余起的文字狱,反映出清初的民族高压政策对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控制、镇压与迫害。无疑,这时期诗人的诗篇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从宗教的产生、发展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从宗教的产生、发展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映雪,刘翠花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头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不正确的反映。由于目前在我国还有不少人信仰宗教,对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还会长期存在．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一样,宗教的产生、存在...     

从族谱、契约文书看清代闽台间的宗法关系

一 在中国古代,普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形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一,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起过多方面的不同作用。作为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组成部份的宗法制乃是奠基在宗族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以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传统为主要内容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法思想,反映着宗族和宗法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从闽台族谱展看博物馆对台服务功能的提升

族谱是追寻祖先足迹,存续祖先价值理念方式之一。本文从闽台两地举办的族谱展来探讨博物馆如何提升对台服务功能,以及通过个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族谱展来说明博物馆研究、收藏、展示功能与对台服务交流功能建设的关系,从而运用博物馆服务功能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发展。     

从兰溪明写本黄庭坚族谱看明万历时浙中书风

兰溪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册明代手写本《鹤山黄氏宗谱》,宗谱记载了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的嫡系子孙迁徙兰溪发族的经过。谱内有《宋太史山谷公行状》等文章对于研究黄庭坚的生平,具有相当珍贵的价值（图一）。由于是手写本,对于研究成书时期（明万历三十一（1603年）至万历三十五（1607年）的书法风貌亦有相当珍贵的价值。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从中西宗教文化对比看其价值观

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正确地认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文章分析了中西方宗教在宗教精神上的主要区别,阐述了中西宗教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化生活的影响,以期能使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实现。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从宗教看古罗马社会的性别关系

本文从社会性别和阶级等不同的视角对古罗马宗教中的性别关系以及古罗马妇女的宗教地位作了探讨 ,指出在以家长制为重要文化特征的古罗马社会中 ,男性主宰着宗教世界。不过 ,由于女性在生育等方面的作用 ,她们仍然被包括在宗教领域之中 ,她们的祭祀活动也是古罗马宗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维斯塔女祭司、朱庇特女祭司和西比尔女预言家等在古罗马宗教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 ,女性的宗教活动主要与生育、贞洁相联系 ,这体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 ,男性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由于阶级、家庭等身份和婚姻状况的不同 ,古罗马女性不同群体的宗教地位也有较大差别。     

从犹太教看宗教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恩格斯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工作两方面实践中度过将近半个世纪,在70岁时给康·施来特的信中说: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     

从族谱资料看闽粤人民移居海外的活动及其对家乡的贡献

由于科研工作需要,为获得华侨史的丰富资料,早在50年代中期,作者曾到福建主要侨乡进行调查访问工作,获得了不少侨乡族谱资料.80年代,又数次到广东中山图书馆和汕头市图书馆查阅了200多部族谱,获得了许多有关华侨史的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地方文献的一个侧面,着重从族谱的角度,利用所得的资料,探讨闽粤人民移居海外的活动及其对家乡的贡献.一、闽粤族谱的特色闽粤侨乡族谱除有一般族谱所具有的内容外,由于其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本身还有二个明显的特色.     

从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

伊斯兰教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之一。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异域穆斯林成为其臣民。1897年,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俄帝国穆斯林人口已约达1388．94万人,占当时全俄总人口的11．06％。本文通过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较为系统地对俄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探讨和分析。     

从族谱资料看闽粤人民移居海外的活动及其对家乡的贡献

一关于出国原因的记载从闽粤的历史来看,华人移居海外总的来说,虽然有国内政治动乱,王朝更迭,出征士卒残留他地及贩运人口等政治军事及社会因素,但这些都只是历史上偶然起作用的因素,而闽粤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东南     

冬季到江南看园林

没有烟花．没有明月,我看到的,是江南初冬的绵雨和薄雾;没有纷沓而至的游客,没有热情似火的小贩。我感觉到的,是江南凝冷的美丽与真实。     

从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宗教

本文在梳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相关遗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区的原始宗教具有较为完整的发展谱系,呈现出宗教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地域范围逐渐拓展、宗教信仰逐渐深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可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

本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义役的不同类型,即有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之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从乡村上户、胥吏阶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义役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义役败坏的诸般原因。认为民间主导型义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试图通过集资助役、自主排役之方式,主动参与赋役征收、地方治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