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小区改造居民满意度研究 ——以烟台市奇中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的整改工作,是增强老旧小区市民生活幸福感和居民满意度的一个重大措施.为深入掌握市民评价和各项改革任务之间的关系,使改革任务的实施更加富有针对性,本文以烟台市奇中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为例,进行居民满意度的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构建住户评价研究指标体系,经实地访谈、问卷等方式对小区状况展开调查研究,并运用Spss软件对各...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差异分析——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例

旅游的发展对旅游地人地关系突出的影响反映在旅游者与居民地方感差异上。本文以黄山市屯溪老街为研究区域,从地方认知、地方依恋感、地方行为意向三个维度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行为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认知层面,旅游者更看重旅游地与己之间的互动,而居民则更关注"自我"、"环境";在地方依恋感层面,旅游者要比居民更具地方依恋感;在地方行为意向层面,均以赞成保护为主,但在旅游地的"现代化"因子上有显著差异性。综上分析建议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继续挖掘老街特色传统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习俗,向旅游者展现老街的整体魅力;并授予老街居民以更多的权力和灵活性,提高积极性。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评石岛纪之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

正石岛纪之,长期担任日本茨城大学、菲莉斯女学院大学教职,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1984年,其代表作《中国抗日战争史》由青木书店出版后,至今在日本印刷已达8次。该书中译本(1)面世后,因其视野开阔,注重"各个侧面、各党派、各种力量的全面研究",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2)作者指出,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应"按照事实描述抗战与中国的民众战争之关系",应关注"战争中民众的灾难与成长的状况",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此前研究者关注到的民众形     

上博馆藏楚简文字考释四则

上博简《周易》30号对应今本"说"之字由"又"、"兑"二部件构成,因二者发生合笔而难识,字实为"敚"之异体。《曹沫之阵》16号简原释"繲"之字应分析为从"纟"、"■",读"属",训为"连属",与"纪"为近义连文。《君子为礼》6号简原释"正"之字应释作"■"。读为"俛"。《弟子问》简5原释"连"之字应释"■",读为"略",义为要约:"■"由"■"之省体"■"变形声化而成。     

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设计要点分析

对于房屋建筑而言,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命及其财产安全,因此,必须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重点就房屋建筑设计环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设计要点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及设计要点分析

对于房屋建筑而言,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命及其财产安全,因此,必须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重点就房屋建筑设计环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设计要点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中州名汉”考——中古时期的地域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与地域名称有相互混用的现象,可分为两种情况:关中人称"羌"、北方人称"虏"、江州人称"溪",都是将当地的特色族群名号施诸整个地域;河东及关中地区"蜀"人之得名则与此相反,是以其原生区域名称命名族群。"中州名汉"的性质属于前一种情况:族群意义上的"汉",本是外族"依于故习",以及南朝为了与统内居民相区别,而对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采取的非正式称呼。至于生长在中原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族被称为"汉",则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色彩,与其"汉化"程度并无直接关系。     

基于活动空间的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

人本导向的动态蓝绿空间品质差异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城市居住分异视角切入,以南京市单位小区、传统社区、城中村、保障房和商品房小区的不同收入人群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居住地、工作地、其他日常活动地点以及主要活动路径上的蓝绿空间品质,交叉对比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蓝绿空间品质差异,进而研究蓝绿空间质量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基于活动空间测度的不同社区类型居民蓝绿空间品质差异明显,但不同收入群体蓝绿空间品质差异不显著;活动路径的蓝绿空间要素比活动地点对居民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大。     

绍兴塔山甬钟的自名名称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绍兴塔山甬钟的自名名称及相关问題进行了讨论,认为自名应释为"镯", 甬钟应定名为"之乘辰镯"。     

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哈尼梯田的生计影响探讨

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的构成及度量方法,并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开展了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态度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旅游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着实存在,居民感知强烈,并且居民在生计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遗产保护态度（包括维持传统农业生产）、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后向影响,而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作用。未来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构建“观光权”入股等模式,关联居民生计与旅游发展。     

参与性收藏的理论探析与思考

参与性收藏是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博物馆基于"记录今天"理念而新兴的收藏。从收藏的角度,参与性收藏是博物馆通过主题策划与活动设计,组织社会公众携相关物件加入博物馆收藏,并成为馆藏的一部分,以参与的方式将公众与博物馆物品、内容、语境联系起来,其主题多与当下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相关,方式上突破传统收藏相对单一、封闭的模式,具有流动、共享、多元、充满活力的特点。从藏品内涵上,具有"记录今天""关注日常""突出藏品与人的关联"等特点,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的内涵与外延,这是对传统收藏的丰富与推进。在参与性收藏的视野下,航海类博物馆收藏具有更深广的创新空间。     

江南文化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形成机理——以同里为例

本文以江南文化古镇同里为例,借助质性访谈与问卷调查探讨古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同里古镇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存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感知,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具体感知维度可分为"原真性削弱与环境恶化"、"经济获益和生活改善"、"成本增加和分配不公"、"社会失序"、"地方认同与思想更新"、"文化传承和形象提升",整体上积极感知强于消极感知,但对地方旅游发展引发的负面效应感知日益增强;由此,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以及媒体影响3个层面对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晋“假虞伐虢”的道路和战场问题的再探讨——兼与靳生禾、谢鸿喜二先生商榷

公元前658年与655年晋两次"假道于虞以伐虢"道路和战场,与"鄍邑"、与"茅津"均无涉。晋第一次"假虞伐虢",其战场在虢之下阳,所假"虞道"与虢之下阳均在黄河以北。第二次晋"假虞伐虢"灭虢都上阳,师还灭虞,其战场分置于黄河南、北。其行军路线:第一次伐虢邑克下阳,是从晋都绛发兵,经虞坂——虞城——颠軨——傅岩——盘南——下阳;第二次伐虢灭上阳,重走第一次"虞道"经傅岩、盘南至下阳,再从"太阳渡"过河取虢都上阳。原路师还,顺道灭虞,返晋都绛。晋"假虞伐虢"所假"虞道",主指"虞坂——虞城——颠軨"路段。虞坂即盐坂、即青石槽。颠軨即軨桥。宋代以前平陆所设县治均在"大阳故城",即今茅津渡以东约两公里"下滩"一带。春秋时期,傅岩、茅津既不属虞,也不归虢,而是"戎人"与"夷人"的杂居区。古代"鄍"通"冥",所谓"虞邑",此乃暗城也。     

Les «Faits scientifiques» et leur public: l’histoire de la détection de la syphilis

In the 1910's and 1920', thanks to the conjunction of scientific views concerning the specificity of anti-bacterial antibodies, of lay idea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nti-bacterial antibodies and of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 syphilis test f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he community of serologists collectively transformed a relatively inefficient diagnostic test described by Wassermann in 1906 into an "incontestable scientific fact". This "scientific fact" established the equivalence: Wassermann positive individual=person infected with the germ Treponema pallidum, the etiological agent of syphilis. It modifi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nosologic entity "syphilis", medical practices, professional attitudes, lay perceptions of syphilis, and health policies. In the 1950's, however, discrepancies between Wassermann test data and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anti-treponemal tests, destabilized the previously stabilized "scientific fact". A high percentage of Wassermann positive individuals were redefined as "biological false positifs", that is persons who suffered from chronic affections able to induce positive results of the Wassermann test. The equivalence Wassermann positive person=individual infected by Treponema pallidum was replaced by the equation: Wassermann positive person=individual infected by Treponema pallidum or biological false positive. The new perception of the Wassermann test again changed scientific views,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lay beliefs. The history of the Wassermann reaction illustrates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tific facts" and "social facts", and the mutual shaping of both.     

旅游规划管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在对管治、旅游规划管治、管治理念应用和旅游规划管治主体确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界定和讨论的基础上,对旅游管治主体如政府、开发商、规划单位、旅游规划评审、社区及管治对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旅游开发商应公开参与项目的招投标管理、注意充分保障社区利益、切实按旅游规划方案建设。对旅游规划单位,应建立注册旅游规划师职业认证制度和旅游规划单位跟踪负责制度。对旅游规划评审机构,应完善评审组织结构、加强评审过程中的管治。对于社区,应完善社区教育体系、加强社区参与、实现社区利益公平分配。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实证主义地理学是通过"认识论翻转"确定均质化空间而保证其有效性的,这在根本上规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中人文世界的隐没。人类科学理性的缔造经过"认识论翻转",确保了其割裂人文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并随着实证主义在近现代的成功和学科建制化而得到制度保障。这一历程在显示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神圣指导作用的同时,暗含了其对地理学分工的不适。在"认识论翻转"层面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研究传统进行了"否思":①重新评估了地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使人文世界定位于地理学研究领域之内;②发展了针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但并非对实证主义的反判;③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足点伦理和价值是内在的而非实证主义外在的;④人文主义地理学讨论的知识论要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的联通以获得具有人性的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