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圖書館舉辦“中國印本書籍展覽”

該館爲了迎接第三屆國慶節,特舉辦‘中國印本書籍展覽’,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幕。展覽會分爲兩個陳列室,共展出中國古代和現代印本書籍一千餘種,這些印本一方面表現中國人民在印刷術上的許多偉大的發明和創造,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印刷術在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發展歷史。     

評杜希德《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正>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1925—2006)的《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本是1977年爲英國印刷學會(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作的一次演講,後於1983年出版成書。此書從紙張的發明、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早期書籍的出版與銷售、敦煌藏經洞的發現、10世紀的大規模印刷、刻印儒家經書、宋代的雕版印刷、佛藏和道藏的刊刻、紙幣的印刷、福建書坊、政府與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内在機制

<正>儘管《尚書·多士》已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記載,但文獻的大規模書寫特别是大量編纂成書則開始於春秋,勃興於戰國。降至戰國中後期,不僅主要經典皆已成書,私家著述並亦載爲篇籍,而且書册之流傳、積聚也有了相當規模。同時,文獻書籍的散佚亦漸次發生。秦火以前,前代故籍和各家著述即有散失不見之篇;入漢以後,秦火不及之書亦大有不能整理恢復之册。成書、積聚和散佚三位一體,共同組成先秦時期文獻書籍發生、發展的核心内容。春秋戰國時期所以成爲中國文獻傳統和書籍生產的奠定、發生階段,具有物質、傳統、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竹簡成爲文獻的主要載體,簡牘書     

上博楚簡《恒先》語譯

說明《恒先》寫得真好,我很高興自己是它的第一讀者。這部分簡文,現已收入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可參看。此文原稿本來是附在我整理注釋的上博楚簡《恒先》部分後面的。看校樣時,主編認為不合全書體例,要我把它删掉,我唯唯,遵命而行。我寫這篇語譯,原來     

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對亞洲各國的影響

中國在幾千年前就有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如:蠶絲、瓷器、火藥和指南針,都是我們先代的勞動人民首先發明的。紙與印刷術的發明,更促進了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對於全人類文明尤有偉大的貢獻。造紙術是經過阿拉伯、埃及、西班牙而傳入歐洲。印刷術首先傳入東方的朝鮮與日本,南方傳入越南,並傳到琉球。雕板印刷則由新疆經波斯最先傳入埃及,在埃及發現的古代阿拉伯文印刷品殘片中,就有美麗的小佛像。一二九四年波斯大不里士的地方發行用中文與阿拉伯文印刷的鈔票。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有一節專講大漢發行的紙幣。到十四世紀末歐洲開始用木板印刷紙牌與宗教     

和刻本宋代筆記譾論

<正>宋代立國之後,稽古右文,優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學士也有較多的餘暇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時在政事、學術和文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筆記是他們從政、治學、爲文之餘,寫作的"非文藝散文"("Nonliterary"prose)~②,也是宋代士大夫對宋代文化的貢獻之一。雖然筆記在創製之初,仍带有"隨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樂"~③的一面,但隨着宋代學術的演進,宋代筆記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學術化的特     

我等待着接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是河南新鄉專區的一个文物工作幹部,当我在報紙上看到國务院副總理鄧子恢關於‘根治黄河水害和開發黄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後,高兴得簡直說不出話來。这是过去在我國歷史上所没有的、但在中國共產党和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才見到实現的大喜事。黄河自古以來就說是     

元刊《事林廣記》插圖考論

<正>中國古籍插圖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的簡帛典籍中就已能窺見其翩翩鴻影。~①雕版印刷術肇興以後,書籍插圖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空前的飛躍,異彩紛呈,令人傾倒。在眾多圖文並茂的版刻書籍中,問世於宋元之際的日用類書《事林廣記》(以下隨文或稱《事林》)頗具代表性。該書     

成都廢紙清理的經瞼與收穫

成都在西南區是一個文化比較發達的城市,過去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解放以後,逐漸流入市場,其中一部分由各公共图書館收購,也有不少書籍被人有意或無意地當成‘废紙’,論斤論捆賣與商販,輾轉流入造紙廠中,作為造紙的原料。四川日報造紙廠(現改為成都造紙廠)和中華造紙廠,便有好几间大庫房,都貯滿了這樣的‘廢紙’。致使很多有價值的文獻和資料遭到了毀壞,在文化上造成無法補償的嚴重損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成立後,根據中央指示,注意了這一問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發動了四川省圖书     

美帝掠奪我國文物罪行一斑

美帝對我國文物的破坏及掠奪、是從鴉片戰爭後開始的。在這一段悠長的時期中,中國文物蒙到空前浩劫,所受的損失程度,一時還無法以正確數字表現。美帝國内各州的博物舘,及其學術界出版的書籍,有关中國文物的陳列及論著就是美帝掠奪罪行的最好供狀。     

《中華文史論叢》來稿體例及徵引文獻格式

<正>一,來稿請用A4型紙單面打印,行距應保持疏朗。手寫稿請以方格稿紙横式書寫。二,來稿請使用標準繁體字,可以保留必需的異體字與俗字。打印稿請用國標擴展字庫(GBK字庫),避免簡繁體字簡單轉換而引發的舛誤。三,來稿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除破折號、省略號占兩格外,其他均占一格。書刊名、詩文題目等用書名號《》標識,徵引文     

談談版刻中的刻工問题

认识一部書的版本时代,只要这部书完整无缺,序跋俱全,甚至有刻书牌記存在,是很簡单的事。但是,我們知道,書籍和其他文物不同,它是最容易被毁掉的,我国的雕板印刷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历代刻印出版的書籍数量极多,而今天流传下来的实物,数量却不算多,这些幸而保存下来的古刻本,又多已殘缺不全,这样,要鉴定一部书的版刻时代,就比较麻烦了。对于一部序跋不全,本身又沒有任何标記的书,要决定它的版刻时代,只能从書籍的現存条件着手,此如观察書中的字体、刀法、紙张等等。除此     

鲁桓石雕藝術

魯桓簡介魯桓字天隱,一九四八年出生于河北承德市。小學期間,在北京景山少年宫學習中國水墨書。一九六五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一九七三年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從事藝術創作十六年。于一九八九年遷居美國。 現爲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詩、書、畫、印、雕,無所不精。詩詞師承蕭勞先生三十余年。所作千首多以動物爲題,新意自創,爲世人所傳頌。石雕有隨型舆寫真兩種風格。首次以天然石色專雕兩栖爬蟲類和甲     

辽、金、西夏刻书简史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約发明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約公元636年左右),此欧洲开始用雕版印刷圣象和紙牌約早七百多年。唐末、五代时公私刻書之风已很盛行,到了宋代更进入黄金时代,京城內外各路州軍都在刻書,紹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連偏远的海南島琼州,也刻了医书。在宋朝北方与西方的国家,也都先后采用这个先进的技术,作为文化宣传及統治人民的工具。現在把辽、金、西夏的刻書經过,簡单介紹于下:     

北京历史博物馆“秦汉时代陈列”室开放

歷史博物館經過去年的籌備,完成了我國中央集權專制封建國家的秦漢時代陳列,已於一月十八日開放。這個陳列,扼要而生動地表現出我國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建立後,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新發展。在陳列中介紹了一些我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廣泛地宣傳報紙與雜誌

我國的報紙在蘇聯人民的生活中,在他們為爭取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國報紙的威力在於它的真實性和原則性,在於它和羣衆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在於它忠於人民的利益,忠於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蘇聯的報紙和雜誌正在積極地宣傳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提高勞動者的共產主義覺悟,動員他們完成黨和政府所提出的任務。我國的報紙在發展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宣傳中,在綜合極其豐富的共產主義建設經驗中以及向城市和鄉村勞動者之間推廣這些經驗中起着重大作用。我國報紙的任務是竭力支持群衆的主動創造性,使先進工作者的成就變成億萬財富。蘇聯的報紙經常協助開展全民的社會主義競賽,勇敢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不調和地對待缺點和不斷上進的精神教育着人民。我國的報紙在和人民思想中的资本主義的遺毒及其腐朽的思想進行着不懈的鬥爭。蘇聯報紙由於積極地為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宣傳各民族間的友好思想,揭露新戰爭挑撥者的罪惡計劃,而獲得了全體進步人類的尊重,在全世界正直的人們的心目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信。我國的雜誌在發展蘇聯科學與技術方面,在普及科學的發現及其成就上起着極大的作用。雜誌系統地介紹着,而在書上還不能找到記載的一切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新發現。任何一個專家、熟練工人、農業先進工作者,如果得不到適當雜誌的系統幫助,都不可能發揮工作上的創造能力和改進自己的業     

由清華簡三篇論《逸周書》在後世的改動

清華簡《皇門》、《祭公之顧命》和《命訓》的內容與《逸周書》同名三篇大體相符。通過簡本和今本之間的對勘,可以發現古人整理古文字寫本《逸周書》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脫字與衍文等問題。本文參考清人以來總結的古書疑義條例,於語言文字層面討論《逸周書》在後世整理時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和語法的誤解;於文獻層面討論衍文和脫文。根據文字誤釋的可能時代,推測今本最早整理於西漢。以字詞誤讀爲線索,釋讀《尚書·盤庚》一則。     

傳録體書目發展新論

<正>傳録體是我國古代解題目録的三大類型之一,學界一般認爲傳録體例勃興于魏晋南北朝時期,之後幾無采用。其實不然。傳録體書目在隋唐及元明清各代均有一定應用和發展。傳録體之"傳"字即指撰人"傳記",有的認爲當是"傳注、解釋"。不同的解釋導致對傳録體判斷出現差異。取後一解釋者,乃視其爲書目及作者的注釋或解釋,是叙録體的簡略形式;而取前一解釋者,則認爲傳録體是區别於叙録體的特殊解題書目,其特點在於述作者小傳,而非書之内容和作者創作之意。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