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規範這種家庭倫理關係的有三種力量,第一,國家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亦即禮制文化的要求,它是一種正統輿論力量;第二,浸潤着儒家禮制文化的成文法典——唐律的有關規定,它是通過國家權力强制保證的約束力量;第三,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形成某種習俗和慣例,可以視之爲文化上的小傳統。但是,這三種力量並非總是形成合力,有時會形成某種張力。本文試圖從唐代父母的角色出發,在討論家庭關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綱常倫理(大傳統)、成文法律(國家權力)與生活中的人情事理(小傳統)之間的張力與統一。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先秦儒家与伊斯兰伦理文化形成背景的异同

先秦儒家伦理文化与伊斯兰伦理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思想基础和文化渊源,从而形成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然而先秦儒家与伊斯兰伦理道德都是在社会过渡、矛盾尖锐、道德滑坡的情况下形成的,都有寻求改良社会的愿望和主张,也都提出了政治统一的要求。因而先秦儒家和伊斯兰伦理文化具有相同点以及重要的现代道德价值。在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中,挖掘不同传统的现代价值所在,有助于文化的本源建设,文化互补有助于文化重建和新的伦理道德建设,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国家礼仪与权力结构:试论唐朝前半期陵庙礼之发展

在汉、唐之间,儒家礼学传统不仅指导礼仪制度的发展,也形塑了政治上的权力关系。唐初诸帝恪遵汉魏以来形成的礼制惯例,并依儒家理念而视文武大臣与宗室诸王为帝国象征性的共治者,进而与他们分享权威和尊荣。然而自高宗重组权力结构之后,正后与嫡子在仪式上成为皇帝新的共治者,高级官员和大部分的宗室成员则悉数被边缘化。此种结构性的改变,造成诸多如皇陵陪葬墓锐减、武氏与李氏太庙分庭抗礼、拟皇帝和拟太子充斥等现象。礼制上的突破代表新的国家礼仪思维与传统礼学相对抗,使皇帝在其私人领域获得较大的自主性,也促成日后在封禅、郊祀、明堂等国家礼仪中诸多非正统做法之衍生。     

合法性视阈下的软实力分析

文化、国际制度与国际形象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力量源泉。其中,文化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魂,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形,国际形象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基。中国架构通向国家权力合法化之路的软实力桥梁应注意协调好三对关系,即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软实力与合法性资源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浅析早期道教经典中的家庭伦理道德

早期道教经典提倡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虽然部分的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但也形成了具有道教特色的伦理范畴。它提倡的孝文化中不仅要求赡养、尊敬和顺从父母,也进一步要求为父母求长生之道,还主张父母子并力同心,共同构建和谐家庭。     

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

和谐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文化中的和谐大致可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以及个人内心的和谐三个层次。依照传统儒家的哲学理念,个人道德的完善是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太平的基础。家庭迄今为止仍是影响中国人道德观念养成的最重要因素,而家庭的核心伦理"孝"自然成为构建中国人和谐自我的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是个人修养中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和谐的起点。     

汉代的民间宴饮与乡里社会

在中国古代,宴饮活动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功能,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和社会秩序的维系,起到某种微妙的作用。汉代民间的宴饮活动可以分为政治性、宗教性和生活性三种类型,对建构乡里社会的秩序结构、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和人情需要、促进基层社会关系和家族内部关系的协调,具有重要的作用。民间宴饮成为透视乡里社会形态和特征的一个特别视窗。     

从孔庙礼制增益释孔圣地位确立

孔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部分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教化偶像。在中华文明行进的历程中,文化孔子与政治孔子、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是如何融合纠结,成为当代人心目中的圣人形象,这是笔者关注探究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孔庙礼制的增益变迁为切入点,从历代帝王（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尊崇孔子地位以建构正朔王朝学统、道统、治统的政治实践视角透视,力图解读孔子如何被政治力量由一介平民学者塑造成万世师表的历史原由。     

儒家家庭伦理的现代诠释

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儒家仁爱观念施从亲始,仁爱既是强调亲疏有别,同时也是强调仁爱首先在于对家庭内部成员的爱。其次,孝伦理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家庭同样需要孝伦理,以家庭伦理来建设和谐家庭,而家庭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本文旨在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问题。作者通过对其本人在洛杉矶和纽约两大华人移民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个人访谈和实地观察所收集的实证资料的系统分析,着重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家庭关系以及移民父母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并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唐代礼制论略

唐代礼制上承周、汉，下启宋、明，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演变的产物。以礼制与法律的合流为契机，唐代礼制支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官僚政治体系的完善，维护了宗法关系的调整与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大、小传统的渗透、区域文化的沟通与民族关系的融合。不仅在制度规定上具有系统、完整、丰富的特点，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礼治格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礼制的作用，就不会有大唐盛世的出现。     

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四个维度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体现为家族制式的社会结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浓厚的家族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其基础表现为秩序与责任伦理、道德伦理、经济伦理以及自然伦理四个维度。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传统文化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为三个方面:有利于形塑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做有温度的外来务工子女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正>我园是一所农村幼儿园,地处集镇中心,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偏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像一只只“流动的花朵”,他们常常随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父母工作的地方上学。外来务工人员因家庭结构、生活习惯、家庭氛围、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等方面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本文结合实际,浅述幼儿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下简称外来幼儿）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论文明建设中儒家思想的影响

通过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影响,对当今人们的伦理、道德观的取向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注重人生、儒家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基础和骨架的作用。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偶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士君子主张以儒家礼仪、孝道治国。儒家文化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根基。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经济、学校教育、家庭伦理、文明礼仪以及社会现象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从曾侯乙墓编钟看东周时期礼乐文化

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人制礼作乐,以五声八音为乐,将礼制与乐制相结合,通过礼乐进一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整合,将其制度化与程序化,并与宗法分封制相辅相成,形成一套完备的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编钟作为周代礼乐制度重要的物化形式之一,能够从本质上揭示出周代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模式和普遍社会思想理念,进一步揭示两周礼乐文化的演变。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从法律视角看唐代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

从法律视角来看,唐代家庭中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母亲在夫权背景下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则主要负有孝的义务,规范这种关系的既有严苛的儒家伦理和《唐律疏议》的法制规范,更有在社会实践中"执法以情"的灵活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