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悼念殷增涛同志《挽联》的形成过程

2013年7月31日晚7点,我接到郭胜伟同志的电话,说刚从《武汉宣传》上看到我悼念殷增涛同志的两首诗,并赞赏我为殷增涛同志追悼会所作的挽联.放下电话我总感不安,因为殷增涛同志追悼会挽联的真正作者应该是董宏猷先生、陈伯安先生,我只是根据他们所作的挽联进行了局部删减调整,所以希望将这个过程还原,也消除一些误会.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1988年,当时我在省教育委员会工作。11月26日接到胡素贞同志的电话,说李昭同志来了长沙,希望见我。胡索贞是耀邦同志的侄女,湖南解放后,耀邦同志将她从浏阳接出来,以后曾多年带在身边。1984年我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时,因处理一件     

追忆胡绳同志

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的秘书从上海突然打来电话告我：“胡绳同志于今日8点10分逝世!”遽失良师,令我悲痛不已。     

一次难忘的旅途谈话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马上赶到汉口车站。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电话的口气,判断可能是要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当我被引进停在汉口车站的一辆专列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已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中等候我。我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我猜测车是从武昌开来,途经汉口站专门等我的。我们见面之后一一握手,简单问候了几句,毛主席便让我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设计问题。这次是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谈工作。恩来、少奇同志的插话很简短,直截了当。毛主席利用从汉口到广水3…     

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

12月18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王匡同志的女儿王晓吟同志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我预感可能发生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不出所料,我敬爱的老领导王匡同志于2003年12月14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不幸的消息,虽在预料之中,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王匡同志晚年安居家乡广州。我每次去广州,都到他     

品德文章 风范长存——怀念骆老对修志的指导

骆老逝世已经一年多了。然而 ,他的音容宛在 ,风范长存。对于骆明同志的逝世 ,我先是感到突然 ;继而深感遗憾和不安 !我是在 1 998年 1 0月2 2日县老干局组织的部分离休干部赴海南旅游考察途中 ,得知骆老的噩耗的。此时距骆老逝世已有一个星期 ;距收到骆老于 7月 2 7日亲笔写给我的信 ,则仅仅两个半月 ,其文笔工整一如以前 ,看不出半点“病态” ;期间还给骆老夫人安洁同志通过电话 ,当问及骆老健康状况时 ,她总是回答说 :可以。还是那样。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我旅游回来即给安洁同志挂电话 ,表示迟到的悼念和慰问。我特别问起骆老是否曾收…     

文艺界的“老黄牛”——怀念原文联秘书长、著名书法家陆石

一大早接友人电话,告知陆石同志去世了,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真是太突然了。前些日子去看他,还好好儿的,那天他谈兴很浓,谈到胡乔木、田家英、何其芳、周扬等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他慢条斯理,话语中充满了深情。我离开时,他还送了我一册《陆石诗书集》。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当我赶到陆石同志家时,他的夫人赵中同志,一位自控力极强的资深编辑,已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女儿雪梅也泣不成声,陆石同志平日坐的沙发也空荡荡的了。     

乔木同志三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

我和胡乔木同志有过一次直接的交往,但却是一次难得的受教. (一) 1964年底,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编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读物.一天,乔木同志办公室的东生同志在电话中传达,希望中青社出版一本白求恩的传记,以辅导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     

20世纪零公里,孙中山遥望达旺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春天的早晨,阴法唐一个电话将我召在大拐棒胡同的邸宅里,刚落座,他便拿出一份约稿信说:“人老了,都在忆当年的峥嵘岁月,二野的老人要征集《二十八年间》,写小平同志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的经历,分给我的题目是邓小平与西藏。我觉得很有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马背上崛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戈枫为自己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几年前,一位老战友去看望赋闲在家的戈枫,问起他最近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等着画‘句号’啊!”没想到他如今真的画上了句号。去年3月21日,我忽然接到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爸爸去世了。说到这儿,她已声音哽咽,语不成句。放下电话,眼前霎时浮现戈枫同志慈祥的面容和硕长挺直的身影。我下意识地翻捡案头上的文件夹,找出二年前他寄给我的一篇稿件：《忆50年前听小平同志作报告》。稿件讲1948年4月间,鉴于我中原地区扩展很快,干部奇缺,上级领导确定从戈枫所在的平西根据地组建一个包括他在内的南下工作团,前去支援。由于敌人阻隔,交通不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写在李贵同志逝世四周年之际

我1990年底调北京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贵同志.2002年春节前我因感冒住院,节后出院后就上班了,没能去看望他.2002年8月29日午饭时,接到李贵同志孩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一天前去世了.突然听到这一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饭也难以吃下去了.当天下午我往李贵同志家里送花篮时得知,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就使我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四年过去了,李贵同志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思念,他永远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前辈.     

暮秋登高望古城

1988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一行七人抵达贵州古城镇远进行工作视察和调查研究。下午二时许,县长姚本才同志打来电话,说钱副主席要去看看名胜古迹青龙洞,让我作陪并担任导游。     

衔命上井冈 慰访老区人

一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就告诉周恩来:“恩来,请帮我挂个电话给江西省吉安地委书记李立同志,要他代表党中央和我到井冈山看望一下那里的人民群众。今天,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不能忘     

悼念旦公

1993年3月20日傍晚,听到俞旦初同志于当天下午突然去世的消息,不仅感到愕然,而且总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就在前一天,3月19日,我还接到旦公的电话,他以他特有的认真细微、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我讨论我前不久代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向他约稿的事。电话中他还和往常一样,在告别前叮咛我要多注意身体,一句话也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

1999年4月16日晚7点多,我正在看新闻联播,于光远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温济泽同志去世了。他说,听说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去世的,但他还没有核实。我立刻给温济泽的夫人钱家楣打电话,果然,老温已经不在世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说他因为肺炎住院治疗,还说要去医院看望他。家楣同志说,因怕患者再感染,医生不允许现在去探视。我说,什么时候让看了,告诉我一声。没想到转眼之间天人永隔,竟与老温永别了。家楣同志告诉我,一直到去世前的七八个小时,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15日下午四五点钟,他让家楣给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     

关于《哭过长夜》和康启昌同志作品的感言

刚才接到康启昌同志电话，通知我17日召开她的作品的讨论会。这个会我应该参加，也愿意参加。但是，我外出行程已定，不可更改，心向往之，而不能致，很是遗憾，并特表歉意!     

刘放吾与仁安羌大捷

2009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剧中的“团”和“团长”的原型成为了媒体热议的话题,包括戴安澜（入缅抗战时已经是师长）在内的很多入缅抗战将士皆被媒体依次推出,但最后也没有定论。一天,接到电话说：“团长”的儿子从美国来到北京。听到消息,我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办公室的张权同志及黄埔同学会的杜青同志一起前去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