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全21卷)

正定价:1845.00元(全套)出版时间:2020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7)》第1一6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7)》第7-17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21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中译本,根据俄文版翻译,全21卷。这套丛书是反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共     

史料译文里的人名误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对一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有错误。现在举几例如下。“张石宽”应该是周士观第161号文件,即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其中第1项说：（1941年）2月22日晚上,中国小党开会,未邀请我们参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9月24日至26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副主任王伟华、谷安林、张启华、李忠杰,室务委员黄修荣、章百家、黄小同及中外学者和来宾40余人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参加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正式代表共21名。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学者齐赫文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专家卡尔图诺娃、索特尼科娃、玛玛耶娃、梅里尼科娃和乌索夫等6位俄罗斯方面的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曾先后举办过九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     

试谈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曾经在俄共(布)和联共(布)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也是早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是《共产国际宣言》的起草者和报告人。后来,由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里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无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前或以后,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就欧洲各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     

西安事变前夕的潘汉年

1998年是“西安事变”52周年,在纪念这举世震惊、完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事件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潘汉年——这位我党在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就是其中之一。莫斯科王明点将1936年1月初,正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被团长王明叫去谈话。王明要潘汉年代表自己去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进行谈判。1935年,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最初,他很想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使中共能够服从他的统率。基于这个想法,他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浅析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山舰事件的反应与处置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联共(布)派往中国的布勃诺夫使团直接参与了这次事件的处理工作。本文着重考察当时使团对该事件的反应和处理,以期通过它来透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该事件的态度及之后的对华政策。     

"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探源——剖析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论点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结论.近年来新解密的档案资料证明,当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构筑一道维护社会主义苏联安全的远东防线,便以建立和维护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为首要原则,以建立和维护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为执行维护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基本方针,以推行"抬国压共"政策为执行维护"党内合作"的基本策略,以丧失中国共产党独立性和牺牲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作为袒护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价,极力维护莫斯科的既定方针和领导权威.这就是造成所谓"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真正根源.     

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莫斯科谈判实录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两党秘密接触的史实,大都已公诸于世。只是对于1936年1月国共两党在莫斯科所进行的这次谈判,由于至今谈判经过及有关文件未予公布,人们知之甚少。笔者有幸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到中共谈判代表王明与潘汉年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     

孙中山与苏中关系:新发现的档案文献

俄罗斯的史学文献在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思想演化,尤其是在研究他在发展苏中关系的贡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底档案文献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1920—1925)》的出版,是研究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的重要里程碑。该档案文献集首次公布了孙中山致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外交家的一些信件,以及苏联驻华代表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大量记述。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