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褒贬不一的马基雅维里

正东晋枭雄桓温有一句名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意思是,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人生未必非此即彼,往往是复合交集的。马基雅维里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辞世已近500年,一直饱受争议,褒贬不一。他被誉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也被看作欺诈成性传授邪恶的"老滑头",甚至被莎士比亚称为"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里"。他是公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而他的名字曾是狡诈、阴险和政治事务中背信弃义的象     

“亚圣”原非孟子独享

孔子为至圣,而至圣对颜回称赞有加,颜回却坐不稳亚圣的宝座,可见,即使高贵如孔子,也不能钦定亚圣之位。在今天的儒学谱系中,孔子与孟子往往并称为"孔孟",孔子为"至圣",孟子则为"亚圣"。孟子受到尊崇的程度,仅次于孔子。其实在历史上,"亚圣"之称原非孟子所独有,儒家     

略论孟子的以史为鉴思想

孟子以史为鉴的思想非常丰富.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以"乱世"为当时主要特征,他描绘当时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频繁的战争,迫使孟子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道德现状等进行深入考察和思考,他对以往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析,借鉴历史,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张.     

孟子言诗平议

"断章取义"是春秋时期引诗、赋诗的社会风气,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孟子并不反对"断章取义",他对诗义的理解也符合"以意逆志"之旨。"断章取义"是用诗的方法",以意逆志"是解诗的方法,两者在孟子的诗学修养中相得益彰。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孟子“好辩”浅议——以《滕文公》上下两篇为例

亚圣孟子在战国时代以善辩闻名。他在与人言谈交锋中抨击诸侯征战的无道,阐发自己的"仁政"思想,教人以生活的智慧。在《滕文公》上下两篇中详细记录了孟子"好辩"的原因、方法和"辩"中所体现出的儒家情怀。     

仁政是王朝政治的长线

正孟子的主张里,总有那么一种说理的偏激,而不太考虑事该怎么做,这就是一位思想家的言行。孟子在齐国,只管推销他的仁政学说,不买齐威王的账。齐威王曾馈赠他黄金百镒,他不受,弟子不理解,跑去问他,他说:齐国不用我,却馈赠于我,这是贿赂,君子能被贿赂吗?此言虽然过激,却高扬了思想者的权利。孟子懂得,与王权打交道,要"行己有耻"。思想者都是勇者,思想的巨人,哪能是行动的矮子?既然想到了仁政,就应该去实行。     

热血浇开自由花——记辛亥革命安庆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

一1906年秋天,19岁的熊成基伏案灯下专心致志地阅读《扬州十日记》。读着读着,他泪水直泻,怒火中烧。史可法英勇御敌、慷慨就义,清兵屠城十日、尸横街衢的情景,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于是,他拍案而起,愤然道:“大丈夫不能为国家出力是很可耻的。于今政府专制,国势衰弱,列强欺侮,只有从军学武,才能强国雪耻!”     

浅论孟子的“浩然之气”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特别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修养和提升。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说是其道德意志和道德目标修养的最高境界,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就今日而言,"浩然之气"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社会正气,实现人与社会的科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内在逻辑演析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设计"民贵君轻"的政治结构,本文从孟子"人性皆善"到"圣人可及"的"人性论"作为基础进而肯定了君使民贵,民必贵君的教化理念出发,解读孟子设计的"民贵君轻"政治结构的内在逻辑。     

论孔孟的人格范式

孔孟在对伯夷、柳下惠、伊尹等圣贤、权威的人格价值评判中,形成了四种人格范式:“圣之清者”———不降不辱、独善其身;圣之和者———降志辱身,身处污泥而不染;“圣之任者”———忍辱负重、兼善天下;“圣之时者”———金声而玉振。“君子”、“大丈夫”、“大人”、“士”等,是孟子对人格典范的再创造和权力、权威的人格化。孔子以人格为本位,是一种“无可无不可”、“愚不可及”的生存智慧和道德之术,孟子以天下、道义为本位,是人格权威和人格统治在儒家精神世界的建立。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略论孟子的以史为鉴思想

孟子以史为鉴的思想非常丰富。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以“乱世”为当时主要特征,他描绘当时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频繁的战争,迫使孟子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道德现状等进行深入考察和思考,他对以往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析,借鉴历史,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张。     

荀子的“礼”

先秦大儒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但他的语境中的"礼"与以往儒家所指不尽相同。对于荀子来说,认为人性自然趋向于"偏险悖乱"的"恶",故而必须导其向"善"转变。"善"的表现即是知悉与掌握作为大利的"礼"的分际。为此,荀子提出"礼者,养也"的说法,以"礼"、"义"为调节人们欲望,供给人们需求的最高方法。也正因为荀子对"礼"的本源有这样的认识,故而他提出了独特的礼"三本"说。以礼为"生之本"、"类之本"、"治之本"。荀子以"养"言"礼",与孟子对"礼"的起源的观点相比,有着重大差异,决定了他始终不能脱开"利"而言"礼"、"义"。     

被指定患病的皇帝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蜚声中国历史的“名言”出自东晋权臣桓温之口。其实,大权在握的桓温说这话的时候,代晋自立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原本计划通过太和三年（368年）的第三次北伐,建立“不朽”军功,得胜归朝时顺理成章地夺取司马氏的皇位。但人算不如天算,结果落了个枋头之败,灰头土脸而归。     

孟子的历史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有相当影响的思想家。《孟子》是一部孟子的言论集。它虽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往往捃摭《春秋》之文”据以论证他的思想,从而反映出孟子的历史观点。“先王”史观是孟子历史观点的历史根据。孟子对先王特别是尧舜备极赞颂。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由于君主能否施行“先王之道”,从历史上的表面现象看,又有治乱交替的情况;这样,他在历史发展变化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往复循环的观点。他从“先王之道”导引出来的理想的“仁政”思想中,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问题上,夸大了“先王”和“贤明”君主的作用,但也有强调人民力量的一面;他把用人事解释不了的问题,都归之于“天命”,因此又有“天人相应”观。本文拟从“先王”史观,历史循环论,“天人相应”观三个方面,试对孟子的历史观作初步探索。     

孟子的实践哲学及其特征

孟子的实践哲学是一个完整而精致的体系。在确立人为实践主体的前提下,设定了以仁政王天下的宏伟实践目标,规划了以道德实践为核心的内容,通过"求放心"、"思"、养心、养气等主体的思维实践,张扬善端,实现仁政王天下的实践目的。孟子在他的实践哲学构建的过程中,凝练出高扬主体价值、主体与客体高度统一、人性与实践有机结合等鲜明的特征。     

《孟子》用《诗》的价值取向

在《孟子》中,孟子用诗来论证他的治国思想、外交思想、哲学思想等,充分体现出孟子的价值取向。从《诗》学传统上讲,是对《诗》用的进一步扩大。     

孟子和荀子的教育思想——兼述孟、荀思想的异同

一、《孟子》的“富民”“教民”思想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省邹县)人。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成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尊为“亚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