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优抚评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事优抚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在军事优抚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仅成立了专门的优抚行政机构,制定了系统化的优抚法规条例及实施细则,还动员社会各阶层赞助优抚支持长期抗战,使军队旧有优抚的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在激励军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大后方战时兵役的开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当时的军队优抚在根上未脱旧有优抚模式的窠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伪为争夺沦陷区教育权问题展开过激烈斗争,它一开始就制定和实施战区教育政策,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胁、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     

抗战前国民政府农村土地政策评析——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农村土地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维护农村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政府试图对土地政策进行适度调整。文章以湖北省为中心对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从缘起、内容、实施及绩效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一直重视土地问题,并且有贯穿始终的土地政策。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始终是民国土地政策的纲领和核心。国民政府兴办利用合作社,试图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创办集体农场,鼓励大农经营,试图地尽其用,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国民政府推动土地改革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政权稳定和获得民众认可的政治目标,这与地方政府着眼于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解决其财政拮据的经济目标相冲突,结果导致土地政策绩效极不理想,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土地利用状况也不理想。     

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的态度评析——以《中央日报》报道评论为中心

日本投降后,盟国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中国作为东京审判的参与国,派出了法官与检察官,积极支持东京审判。无论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法庭的审理,以及对日本战犯的最终判决,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均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东京审判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央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充分反映...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着力加强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党所领导和创建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这种实践表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反击奴化等错误思想以培育民众正确的民族认同观、宣传历史和现实中的榜样典型以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文化灵魂以凝聚民众的民族向心性、注重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以增强对民众的民族吸引力等方面。实践的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正式形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为中心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由救恤到保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伤残军人的服务型抚恤探析——以国统区荣军教养院为中心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决战,在浴血奋战中产生了大量伤残军人.妥善安抚这些伤残军人及家属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国民政府在经济困窘,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扩大了教养院的规模,强化了其"管、教、养、安置"的功能,伤残军人抚恤呈现出由恤金抚恤向服务抚恤侧重,物质抚恤与精神抚恤结合的态势.这种抚恤方式虽然节约了开支,保障...     

传承与创新:王阳明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研究——以水西、思田、永顺诸土司为中心

明代贵州水西、广西思田、湖南永顺诸土司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朝廷经营得当与否,关涉西南稳定.明初对其推行了"轻言改流"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经营方略,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促进了明朝边防建设.明英宗后,朝政变乱,经营不善,土司与明廷冲突时有发生,如何治理成了明朝之急务.对此,大儒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任职期间,创新使用前朝教化土司诸策,成功化解了水西、思田之叛,其经验教训值得学界关注.重温王阳明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这段历史,对深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以及王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