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以黄体润为中心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对朱家骅等有关改进县政运用笺函的签批

1940年4月,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朱家骅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转述视察人员赴安徽视察当地基层党务情形,认为县以下政治机构人员之运用不能适应战时需要,建议"县动员委员会划归县党部指挥监督",以提高党权。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机构就来函作签批,对各省市县政府、县党部与县动委会之间关系详加分析,指出当前"县应采取融党于政的形态",力驳原函建议乃"误解党权"。张群据此批示"拟可不复"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1927年3月《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不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政府,可分为广州和武汉两个时期,与之相应,前后有过两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反映了前后两届国民政府体制上的不同特点及演变,为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前一个组织法,是经国民党     

从嘉兴到南京再到东京——解读侵华日军石田炮兵部队石碑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第十军下属的石田炮兵部队,在1937年11月18日攻克浙江省嘉兴县后树立了一块名为"石田炮兵部队奋战之地"的石碑,以"纪念"该部队不靠其他兵种配合而独立攻克国民政府防御工事的"战功"。建造"纪念碑"等精神武器是战时日本的国策,目的为动员日本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石碑不仅是征服中国的殖民符号,而且是以东京靖国神社为中心、从日本国内到殖民地和占领地的祭祀战争亡灵体系的一环。2013年3月,该石碑在离原址不远处被发现。该地为民国时期嘉兴的交通咽喉,也是国民政府江浙国防工程中守卫嘉兴城的最后阵地,因此成为日军的"奋战"和立碑之地。碑文中的日军军官石田保道、桥本欣五郎、藤村谦等人与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转入战时体制,并对战前所执行的种种措施加以变革,以适应战时局势的变化。在这些重大变革中,对外贸易政策上的演变极为显著,而且这些政策还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正与变更。本文即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关资源委员会及特矿产品出口统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1941年美国冻结中日资产案北大核心

1941年美国同时冻结中、日两国资产,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局势的演变。在该案酝酿、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因素均产生独特影响,彰显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面对中国战时外汇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提议冻结中国在美资产以实现“外部外汇管制”,中方进而要求美国政府将冻结中、日资产两案捆绑进行。为促使美国政府内部统一意见,国民政府积极配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外交,并与美国财政部合作开展对华经济调查,经过长达半年的反复磋商,就中国外汇管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美方达成重要共识。在美日谈判之际,国民政府竭力敦促美国坚守冻结日资的底线,有力推进了战时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中、美、英等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格局。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