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辟了“海外战场”。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各界华侨,克服艰难险阻,通过捐款捐物、抵制日货、回国服务和投资等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的若干问题——基于国军内部的观察与反思

关于1937年的淞沪会战,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已有讨论多集中于战况梳理、战略指导等,对于参战的中国军队本身则鲜有探讨。淞沪会战后,国军各级部队均有对沪战的总结与反思,德国军事顾问在会战期间及战后多次递交其对中国军队的观察与建议,很多参战将领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参战的所思所感。与日军相比,国军的劣势绝不仅在于武器装备,而是军令、军政、军训等多方面的欠缺,其在淞沪会战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看似割裂,实则有着很强的联系。究其原因,中国军队的军人观念、官兵素质、军事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尚未达到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这也使得淞沪会战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未得到大的改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与政府干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经济工作,尤其农业作为晋察冀边区经济的基础,对其发展的情况,边区政府从政策法令及具体实践的组织领导等多方面进行了干预,积累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工作经验,这些为今日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农村经济的繁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在中国各地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生产力下降.人多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病灾成为这个基础的严重威胁之一.在八路军控制的各根据地,起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主要关注于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医疗卫生工作,而对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高.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黄国璋与抗战时期的《地理教学》

本文论述了黄国璋教授在《地理教学》创刊和复刊过程中的重要贡献,通过对其两篇载文的主题内容和特点进行翔实分析,指出它们在我国抗战背景下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客观评价了《地理教学》在我国地理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李任仁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向全国公布实行第二次合作。     

"真宗教家必爱国"——论抗战时期的马相伯

马相伯是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宗教家.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急剧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诠释博爱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号召国人为捍卫人类的正义与人道,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马相伯认为,民族救亡运动,一要在政治上借鉴美国的民治主义,实行民治救国,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二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群策群力、共赴国难.马相伯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体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宗教运动的一个光辉典范.     

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

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呈现类似二律背反的特点：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创建联合国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提高的有限性和表面性,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看来只不过是给了中国一个“礼节性”性的位置。这种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的矛盾与罗斯福的对华战略有直接关系,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因素,即中国国力特别是经济力的不足,以及中国在事实上没有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国人民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只有完全排除这种“给予”因素,中国才能真正获得大国地位。     

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全国性协调组织,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来已久。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创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使其与其他文教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迁移过程。在此期间,教育会利用其沟通中西,沟通教俗的特殊性,组织人力与财力,从事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教建设等活动来展现自己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领导者应尽的义务。战后教育会完成回迁与重建,踌躇满志以图东山再起,但无奈时过境迁,教育会步履维艰。     

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时期是民国以来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最好的时期。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机构普遍建立起来,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比较缜密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农业改良与推广的内容繁杂,主要在小麦、棉花的试验与推广,砂田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肥料的试验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农业改良时间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是造成农业改良与推广绩效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抗日与反共间游移——抗战时期蒋介石心态剖析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心态总是游移不定,时而反共,时而抗日,反共时有抗日之举,抗日时有反共之行。剖析其心态,主要表现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反复。     

张申府与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原长江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它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因国民党勒令停刊,历时9年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和为抗日战争乃至全国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一张党报。     

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兼谈中国战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

本文以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以美国官方史料为依据,论述了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由中立、暧昧向积极援助的转变;论述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一般战略,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战区战略地位的估计及其在不同形势下的变化,以及美国直接向中国战区部署作战部队的情况。抗战期间,驻华美军最多时达10万人以上,其航空作战部队,弥补了中国空军的严重不足,增强了对日作战的空中打击力量和空中掩护力量;其空运部队的"驼峰运输",创造了世界航运史上奇迹,对极端困难的中国抗战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对抗战时期驻华美军的编成、番号、兵力、部署、作战、战果等,作了具体的介绍和评述;对美国军援的性质和作用,也作了客观的分析,以便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军援,有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     

蔡堡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蚕桑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华东,随着该地区部分大学和蚕业学校的内迁,国内不少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纷纷来到贵州遵义,我国生物、动物学家,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堡（1897—1986,字作屏,余杭高桥头人）就是其中一员。到了遵义,蔡堡和一些科技人员分析了遵义的地理、气候和中国蚕桑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经多方呼吁,他的设想得到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和海外爱国华侨的帮助。1939年秋,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贵州省宣布成立,     

全面抗战时期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以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抗战时期日本对在华外国宗教的态度——基于日本领事馆调查档案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官方针对在华外国宗教展开调查,其中日本领事馆扮演了重要角色。领事馆除了在调研机构和外务省之间传递情报外,还通过下属警察体系直接开展调查活动。在华日侨和在华西人宗教均被其视为外国宗教,其中日侨也涵盖了朝鲜侨民。日侨宗教调查反映出日本对日侨宗教团体的管控和利用,是日本国内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的海外移植。西人宗教调查则反映出日本对西方政治势力与排日运动相结合的隐忧,日本在防范和打压西人宗教的同时,也试图对其加以怀柔和笼络,最终利用日本宗教人士彻底控制了西方宗教。     

抗战时期日本当局对马步芳的秘密调查活动——以日本历史档案资料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回回国",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渗透力度,派遣特务刺探情报,拉拢、利诱回族上层人士.1938年、1939年日本外务省和"驻蒙军"分别派人潜入青海,对回族军阀马步芳开展了秘密调查及拉拢活动.马步芳对日本的策动和拉拢活动采取了敷衍、不...     

多捐一件衣 多杀一个敌——浅析抗战时期的重庆寒衣分会

重庆寒衣分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一个为前线将士和难民募集御寒衣物的机构。作为一个公办的社会振济机构,重庆寒衣分会有它特殊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笔者通过对此制度和机制的分析来探究重庆寒衣征募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重庆寒衣分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