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

本文以地方志为基本资料进行考察 ,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广义的“奢靡”观念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界定 :一、某事项的花费超过该事项的基本需要。二、某些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项目与活动。三、某消费与个人 (或部分人 )的收入不相称。四、消费者攀比浮夸 ;或某事项仪式诡异繁琐。五、从事或过多地从事工商业 ,追求财利。六、违背伦理纲常与等级秩序。“奢靡”一般被作为负面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批判。其变化表现在 :一、一些超过某事项实用需要与原本不应有的消费活动以及稍许炫耀攀比得到默认、肯定。二、强调奢侈的经济功能。三、肯定工商业者的地位及追求财利的合理性。“奢靡”观念的新旧激荡反映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有限性。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从地方志看明清广东的水权纷争及其解决

传统观点认为,和谐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目标。但地方志中关于明清广东水权纷争的记载表明,当地普通民众的维权要求相当强烈,“健讼”成为基层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明清广东水权纠纷的解决情况,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为当代修志工作提供更为真实的资料。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明清时期广州地方志编修特点初探

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地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期间所修地方志书,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志书体例更加成熟,从总体来看,志书质量也相对较高。对这一时期的方志编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梳理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当代修志,当有所裨益。但由于条件及个人精力所限,难以尽览全国各地志书。本文仅对广州这一局部地区的志书编修情况进行解析,试图从中探讨明清两代广州地方志书编修的主要特点,以期为今日修志提供借鉴。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一直以来,地方志留给女性的历史位置仅限于贞节烈女。延至明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女文化在江浙一带逐渐繁盛,越来越多的女性凭借其超卓才华进入地方书写体系,成为被言说和审视的新对象。于社会性别视角下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虽难以摆脱男性历史叙述的弊病,却分明透露出修志者暗持的性别道德评判尺度——才女不仅在地方教化场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且使集体记忆中的典范女性得以重构。     

明清《广东通志》之比较及对我省新修地方志的意见

我省编志,以明、清为盛,笔因参加编篡广州、广东两套志书,略有浏览。试述其优缺点如下。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近年来,随着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地方志中的女性群体经常被纳入学者讨论的范畴,其中多数研究以贞节烈女为考察对象,剖析所处时代的贞节观念及其流变。然而,地方志蕴含的性别意义和价值远不止此,目前学界对这一男性文本中的才女形象尚缺乏性别视野下的整体观照。     

明清方志的编纂特征及其在区域土地利用研究中的价值

本文从地方志的性质、编纂特征等方面,客观地评价了地方志在土地利用中的可靠性及其使用价值。这一史料价值的可靠性探索,对地方志在当代高分辨度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认定,及其应用领域的拓展,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

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及其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是记录、书写和见证书院历史的文献,其数量、分布、撰写时代和作者群对重庆书院文化有生动的展示。从学术意义而言,它是重庆书院微观发展史的"档案",是地方士人文化活动的见证,揭示了巴渝地区的山川地理和人文精神;从当代价值看,深入研究书院记,还可以对校园文化建设、书院文化遗存重建和旅游等有积极意义。     

明清徽州地方建筑的和谐理念

明清徽州建筑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辉煌的艺术成就,是我国传统建筑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其建筑在规划设计、风水理论、美学原理及营造技术方面堪称独具特色,也是在世界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徽州地方建筑突出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理念。明清徽州建筑中的和谐理念与徽州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程朱理学的流传与发展、徽商经济的崛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的原因

潇河是汾河的第二大支流,其流域是晋中重要的经济区域。明清时期潇河流域水灾害渐重,其中下游河道频繁迁徙是新出现的灾害特征。由于流域较小,正史记载不详,本文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从灾害学角度探究河道迁徙的主要原因。     

从方志的寺庙记载看明清时期台湾宗教信仰状况

本文以1918年连横编著的《台湾通史》和清代编修的6部《台湾府志》中的寺庙记载为基础, 从寺庙的分布、数量、规模和主祀神等方面, 分析明清时期台湾地区宗教信仰状况及其构成因素。     

中国明清城墙

8处明清城墙位于中国6省8市,它们完整构建了中国南方与北方、都城与王城、府城与县城的逻辑体系,代表着长达500多年时间范围内的不同城市级别、不同地域范围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中国城市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组成该遗产的完整的文化背景、观念及技术体系。     

试论明清时期景德镇彩瓷

彩瓷是用高温或合成低温陶瓷彩料在瓷坯或胎体上进行加彩装饰的艺术,它是把中国传统绘画运用到中国瓷器装饰上的一种工艺美术品。景德镇彩瓷分釉上、釉下、斗彩三大部分。釉下彩有青花、釉里红,还有以青花和釉里红两种釉下彩构成装饰画面的青花釉里红;釉上彩有五彩、珐琅彩和粉彩;釉下青花与釉上彩构成斗彩。     

明清皇家陵寝

核心价值概述 明清皇家陵寝是指建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陵寝建筑群,是大型建筑群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创造性杰作,是14-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古代王朝(明、清)文化和建筑传统的独特见证.遗产包括2000年列入的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2003年列入的明孝陵、明十三陵,以及2004年列入的盛京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