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戏耍日商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纷纷声援,古城湖南常德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一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游行示威的人群冲进日本人开的洋行,把店里的货物砸了个稀巴烂。由于日本商人损失巨大,北洋军阀政府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到常德调查处理。交涉员同日商代表一起去找时任常德镇守使的冯玉祥将军。     

欲盖弥彰：南京陷落后日军对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阻扰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实行了阻扰、拖延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策略。在美国等国的交涉下，该策略逐步放宽，直到1938年7月才基本结束。受此影响的包括外交官、医务人员、传教士及商人。日军当局的借口是南京不安全，但真实的目的是阻止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传播。就限制商人返回而言，保护日本的商业利益也是目的之一。该政策的实施表明，...     

端方与东沙岛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

光绪三十三年,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占据。清朝外务部电令两江总督端方与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文章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考证清廷对东沙岛的调查取证情况,分析交涉期间中央与地方对东沙岛的认识,并介绍端方在交涉中的作用。同时,勘正《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一书的个别错误。     

1916年东北郑家屯中日军队冲突事件交涉文件选

郑家屯案中日交涉之结束(1917年2月) 千九百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因日本商人吉本与驻辽源二十八师骑兵口角细故,酿成中日军士冲突之事。先是,日本军队在郑家屯驻扎二年有余,本属不当,业经中国迭次抗议在案。此次日巡查河濑得悉日商与华兵口角情形,迳带同日本中尉暨日军至中国司令部院内交涉,遂致开枪互击,彼此均有死伤,计中国兵死四人,日兵死十二人。嗣日本复在四平街至郑家屯一带增添军队驻扎。     

清政府收复东沙岛始末

清朝末年,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国力衰弱,无力顾及南海海域。日本商人趁机登上东沙岛,设厂建屋,开采资源,并宣布该岛为“日本领土”,准备长期经营,永久占有。清政府闻讯领土被侵占后,多次与日方进行交涉,据理力争,最终收复了被占据两年之久的东沙岛,维护了我南海主权。     

从1927—1937东沙群岛争端看近代中国海疆制度——以领海制度与岛礁定名为中心

1927—1937年间,因日本商人、渔民疯狂盗采东沙群岛海产资源而引发的中日交涉实质上已经触及领海制度诸多层面。这些交涉终未取得明显效果,暴露出近代中国海疆制度的诸多弊病:民国政府盲目追随英美列强,未能根据自身海防需要和当时国际舆论合理制定领海宽度;忽视渔业界线的划定,未对海产资源加以有效保护;岛礁定名混乱,为日方纠缠留下口实。这些漏洞导致东沙群岛问题反复发生,我国海洋权益未能有效得到保护。     

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

17世纪上半叶 ,漳州港区与台湾荷兰人贸易是东西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荷兰档案文献记载Hambuan是 30年代海峡两岸贸易最重要的中国商人之一。本文指出台湾学者把Hambuan比定为同安仕绅林亨万的错误 ,利用荷兰资料和他致荷兰台湾长官的十封信函 ,重建一位通晓荷兰语、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的典型个案 ,分析他在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作用。认为把海寇商人、豪绅商人视为明末海商的普通模式 ,抹杀了自由商人存在的事实 ,歪曲了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     

中外法权交涉中的内地开放问题(1919—1931)

1919—1931年的中外法权交涉中，列强试图使中国承认外侨内地杂居权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坚持领事裁判权与内地开放不能并存，将撤废列强领事裁判权作为内地开放的前提，并逐渐形成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自主依法开放内地的政策。该政策基本为英、美、比等国接受，唯遭到日本抵制，致使法权交涉功亏一篑。中国政府对内地开放的政策，是长期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及日本侵略威胁的结果，体现了对中外平等关系的追求及国家利益的争取。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侵华日军在常德作战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

为进一步弄清侵华日军荣1644部队的罪行,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竹田昌弘应江苏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于去年9月访问南京,其间查阅了二史馆馆藏“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行政院卫生部”等全宗档案。在这些案卷中,竹田昌弘查到了当年日本飞机在湖南常德散布鼠疫细菌的有关报告、日俘罪行证明书、湖南常德鼠疫病例发现情况图等第一手材料。今年7月6日,日本《每日新闻》即以《旧日本军“常德作战”资料:在空中喷撒注入鼠疫杆菌的跳蚤使市民感染鼠疫》为题,揭露了侵华日军常德作战的真相。文章指出,在日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

1836年,西方商人在广州组织了广州外侨总商会。这个以英国商人为主导的商会的成立,以中英关系基本格局的演变为背景,反映在华西方商人群体力图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该商会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起到维护交易秩序、制订并实施交易规则、协调各方关系、维护外商利益的作用。它作为广州外商群体的代表,也卷入了中英交涉与冲突之中。其各种活动对中西关系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

戊戌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建立起多种联系。庚子事变发生后,张氏动用既有渠道,为实现东南互保、战时交涉,积极借助日援。及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张氏又为停兵议和、保全两宫,寄望于日本之力。考察这一时期张之洞与日本的交涉关系,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知。透过张之洞对日交涉的种种表现,亦可窥见其人的尴尬处境与微妙内心。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