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托人乡下寻亲

1960年11月,湖南华容县隆西公社隆庆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贺凤生（1932-1992）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人们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在华容县有亲戚。20世纪末,著名作家艾湘涛的报告文学《通天人物》发表、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乡亲》播出,其中有个情节：生产队长贺凤生作为毛泽东的表侄,赴京告御状,向毛泽东如实反映农村的现状和当时政策上存在的问题,直接促成了1962年春节期间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和农村政策的调整。这已成为人们熟知的逸事趣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亲戚,除了姑母贺家外,舅父文家也有人迁到了华容。20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还专门嘱托弟媳、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去华容寻亲。     

孟善不是华容人——明万历《华容县志》勘误一则

本文通过《明史》、《皇明人物考要》以及档案资料相关明代保定侯孟善的记载,考证孟善不是华容籍人士,从而更正了明万历《华容县志》中的错误。     

孟善不是华穷人——明万历《华容县志》勘误一则

本文通过《明史》、《皇明人物考要》以及档案资料相关明代保定侯孟善的记载,考证孟善不是华容籍人士,从而更正了明万历《华容县志》中的错误。     

毛泽东老家的“问题”亲友

毛泽东在家乡有着众多的同学故旧和族人亲戚。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他们中有人是富农,有人是“反属”（反革命家属）,毛泽东也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们。谭世瑛向主席求救谭世瑛与毛泽东相识于1910年秋。那一年,17岁的毛泽东报考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钱钟书译《毛泽东选集》

如果我们读一读钱钟书先生著作年谱,就会发现,从1950年至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钱钟书的英文水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闻名于清华大学,连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还要请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钱先生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选集》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钱钟书先生6年的心血     

毛泽东晚年缘何几次恸哭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泽东填《蝶恋花》始末——忆三十三年前访问李淑一片断

1958年海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举世传诵的《蝶恋花·赠李淑一》词,迄今已有三十余年。但是,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填写《蝶恋花》词?一般人只知道是赠与李淑一的。然而,为什么要赠与李淑一呢?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与此相关的尚有两阕词《菩萨蛮》与《虞美人》。其中奥妙,鲜为人知。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岁诞辰,笔者愿意回忆三十多年前在北京拜访李淑一先生,聆教之片断。     

我在"五七"干校的岁月

1968年11月至1973年12月,我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县"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有余的"牛棚生活"。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已是古稀之年的我,每当回首这段人生轨迹,仍然感慨万端。创建华容"五七"干校1968年,那场自毁长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斗争阶段,即推翻原来的党委,建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大陆山河一片红"的壮观局面。就华容县而言,原县委和人委进入革委会的科局级以上的"革命干部"屈指可数,造反派也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干部成了无所事事的"下岗     

中共与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命

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使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反面历史人物永远留在了普通中国人心中。但鲜有人知道当年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命却是中共努力举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中共亲手把司徒雷登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使其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明代文人孙斯亿诗文辑佚CSSCI

孙斯亿,字兆孺,号云梦山人,明代岳州府华容县诸生。据陆可教《云梦山人孙兆孺墓志铭》记载,孙氏生于嘉靖己丑(1529年),卒于万历庚寅(1590年),得年六十二。所著有《云梦山人集》《园屋集》《鸣铗集》《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诸稿,所编缉有《岳州府志》《华容县志》《刘氏族谱》《金石总录》诸书。孙斯亿则与王世贞、吴国伦、陈文烛等诗文唱和频繁,且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据笔者了解,孙氏所著散佚,存世不多。经多方搜罗,得其诗22题38首、文3篇。     

藏克家为毛泽东改诗

好诗不厌百回改。1956年冬天,臧老应《中国青年报》编者之邀,写了一篇《雪天读毛泽东的咏雪词》,此文不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连毛泽东本人也有知音之感。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和臧老等人谈诗时,毛泽东十分欣喜地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臧老趁机问到：“主席,     

民主党派的称谓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称谓最早出现在1938年10月。其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切有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据笔者查证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7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以及1944年11月25日《解放》第57期所发原文,发现其中并没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称谓。     

从《毛主席语录》到《毛泽东箴言》

<正>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发现一本《毛泽东箴言》。打开一看,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出版者为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是2009年9月1日。我很惊讶,马上想起40多年前的《毛主席语录》。不知道这本《毛泽东箴言》,与《毛主席语录》有哪些不同之处。     

明代文人孙斯亿诗文辑佚

孙斯亿,字兆孺,号云梦山人,明代岳州府华容县诸生。据陆可教《云梦山人孙兆孺墓志铭》记载,孙氏生于嘉靖己丑(1529年),卒于万历庚寅(1590年),得年六十二。所著有《云梦山人集》《园屋集》《鸣铗集》《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诸稿,所编缉有《岳州府志》《华容县志》《刘氏族谱》《金石总录》诸书。孙斯亿则与王世贞、吴国伦、陈文烛等诗文唱和频繁,且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据笔者了解,孙氏所著散佚,存世不多。经多方搜罗,得其诗22题38首、文3篇。     

羑里：周文王的智慧操练

说起安阳,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殷墟,想到那些龟甲和兽骨上的不朽的刀痕。而说到甲骨文,谁都知道那是记载殷人占卜活动的古老文献。而今对占卦和算命感兴趣的人已经很少会从晦涩难懂的甲骨文里找渊源,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周易》。人人都知道有一部《易经》,却不知这是周文王的《周易》;正如人人都知道《封神榜》,却很少有人把《封神榜》和安阳联系在一起。《周易》、周文王、《封神榜》和安阳,它们的渊源关系,可以在古老的羑里城中找寻。     

追忆我的姑父段德昌

我的姑父段德昌1904年8月19日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镇九屋场。中学时,他与南县、华容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刘革非、彭定、朱登瀛、欧阳悟等革命青年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新青年》、《劳动者》等革命刊物,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一辈子要献身中国革命事业。1925年段德昌经陈琳、冯希濂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还经毛泽东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他由周恩来推荐进入中央政治学习讲习班学习。1927年8月他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段德昌受中     

毛泽东最早阅读的《左派幼稚病》版本探析

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备受毛泽东推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创造性地将书中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地阅读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知道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左派幼稚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译本主要有三种译名,即《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本文行文中遵从原译题名。—作者注)是在1932年,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片断

一 1959年4月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南包公”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吩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韶山的节日》发表后引发的风波

毛泽东回韶山 1959年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陪同下,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此时距他上次离家,已经有。32年了。当晚,他思绪万千,虽然招待所电灯坏了,他却说：“我今晚兴致勃勃,要写一首诗。你们给我找个煤油灯。”就在这煤油灯下,毛泽东吟成了一首后来为人们熟知的诗《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华企事件”的启示——《我的父亲邓文钊》读后

吸收港澳和海外华侨的资金建立合资企业,这在改革开放已近20年的今天并不是什么希罕事物,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为人们所公认,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的情况和它的遭遇,而这对我们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邓广殷《我的父亲邓文钊》一书披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