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创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西北地区非常贫困落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个县,丰年粮食还够吃,略有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批饥民外出逃荒要饭。延安地区的工业只有马掌加工等少量的手工业,延长虽出产少量石油,但也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约3000人,留守兵团约15000人,这些人的开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铁也没有多少钱。当时驻定边县的30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没有。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两次肉。供给部上面虽然有个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也是副穷家当,不仅不能给供给部发经费,反而常要供给部倒贴钱。     

北海银行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 1940年初,艾楚南供职于八路军一纵供给部还是八路军山纵供给部 几乎所有的史料在介绍艾楚南时,都言其曾任山纵供给部政委。艾楚南自己在1978年12月的访问录中也说：“1940年1月1日,过津浦路来到山东,我被分配到山东纵队供任政委。”贾洪回忆说,当时艾楚南任一纵供给部政委。查《山东省志·军事志》及《临沂百年大事记》,一纵成立后,其机关于当年（1939年）10月中旬与山纵机关合并,组成统一的指挥机构,对外宣称一纵,但仍保留山纵番号。供给部属于机关序列,山纵供给部自然要并人一纵供给部。1940年6月,徐向前赴延安,一纵番号撤销（对外沿用至1941年1月）,山纵的名义随即恢复使用并指挥其所属部队。     

湘江血战亲历记

正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打得最激烈,也是损失最大的一仗。当年,作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局侦察部的一员,我亲历了这一场让我终生难忘的战斗。离别苏区1934年10月,我所在的军委训练五团驻于都城内,当时我任团特派员,直属政治保卫局领导。10月16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要我们立即做好部队的行动准备,详情另有军委令指示,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巩固部队的工     

神灵之手(续二)——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

第七章饥渴交困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尽管红军挨家购买,但这个穷村子既无菜也没有充足的粮食,后续部队只好不幸的饿着肚子。卫兵设法给我寻来一碗米饭,我强迫自己吃了约大半碗。我过去认为,如果人饿急了,会饥不择食,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饥饿只是人的一种感觉,而只有当为了生存需要时,人才能强迫自己吞下食物。中间人丁在这里追上了我们。他先赶到溆浦,不过我们已经离开了那里,他只好在后面追赶,并跟我们一样受了很多苦,但现在他只有很少的一点休息时间。     

北京宅门菜 中国顶级私家菜

宅门菜在北京兴起有一阵子了。但也仅仅是少部分人知道、少部分人光顾。因为它不是开给大众的,它针对的也就是那一小撮人——真正懂得吃、并且吃得起的人。 吃宅门菜要懂宅门菜的规矩。经营宅门菜的人家绝不会挂招牌的,因为宅门菜是自家做,做给自己人的。不是面对大众的餐厅,为什么要挂招牌呢？去吃宅门菜不能点菜,你去朋友家吃饭,能自己点菜吗？必须预订,位子有限,不预订不行;吃了宅门菜,最好打听一下这菜的来龙去脉,因为主人和这宅子肯定都有点故事;宅门里没有经理,只有管家,尽管他们干的事情相当于餐厅经理;宅门里的服务员叫丫头。     

毛泽东与徐海东的故事

毛泽东向徐海东借钱 1935年11月,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几乎弹尽粮绝,从军委领导到战士,大都身着单衣。部队急需解决数千人御寒的冬装和口粮,最少需银元2000至3000元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为解燃眉之急,毛主席想起了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他立即派人找到后勤部负责人杨至成说:“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去。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毛泽东的借条这样写道:“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我找到了失踪多年的狼牙山壮士宋学义

<正>一1951年,我在沁阳县政府民政科工作。当时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经济恢复等工作千头万绪,而工作人员却很少。县政府只有一名县长,各科室也都是一名科长、两三名科员。人少事多,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甚至科员都当作科长用。由于大家都在一个政府大院里同吃同住,科长和科员还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因此,虽然当时交通、通信都还非常落后,但工作效率很高。     

箴言

觉得被轻视时,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分量。航海者虽比观望者要冒更大的风险,但却有希望到达彼岸。皱纹长在脸上不算老,只有长在心里才算老。人总要吃东西才能长大,包括有时候吃的亏。     

最低的能力

世上的人,学问有大小,能力也有大小。有学问的人,著书立说,从事教育;有能力的人,做大官,管理大企业,呼风唤雨;运气好的人,也能水涨船高,靠着别人的因缘,出人头地。但是有一些人,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也没有那么大能力,是不是就一事无成呢?其实不然,只要有心,具备一些最低的生活能力,也能生存。我们应该自问:你能烹煮三餐吗?吃是人生大事,民以食为天,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公司企业,都少不得要吃。纵使你什么能力都没有,煮个三餐的能力不能没有。在家庭里,从     

勤俭家风代代相传

说到我家的家风,是＂勤俭持家,敬老爱幼＂。从我的祖辈起,就讲究＂勤俭＂二字。我的祖母常常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挂在嘴边。她说,一个人千万不能懒,一懒百病生;一个家庭不管有没有钱,都要节俭,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千万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胡吃海喝,明天揭不开锅。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无声地影响孩子的心灵。家长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因此,     

杨成武将军和女儿易生

1939年冬,杨成武率领晋察冀一分区部队血战大龙华之后,在地委妇救会工作的赵志珍快要临产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杨正忙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顾不上她。供给部董永清部长为了照顾她,特地找来了妇产科女医生陈霞辉。陈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 董部长给赵志珍和陈医生一人弄了一匹骡子,让她俩骑着牲口跟着队伍转移。 经过近十天的长途跋涉,赵志珍一行来到了易县刘家台西边完县的白沙村。 这天,夕阳的余辉刚抹红树梢,赵志珍突然肚子痛,差点从牲口背上栽下来。陈医生说是羊水破了,赶紧把她扶下来,烧水准备接生。…     

奇闻荟萃

二战英军曾搞“黄色攻势” “希特勒只有一个蛋,戈林有两个但小得可怜,希姆莱也一样,但更可怜的戈培尔一个也没有。” 这是每个英国人都耳熟能诵的战地歌曲。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更露骨的宣传攻势,以致于二战期间几乎所有英国人眼中,尤其是孩子眼中,都认为德国纳粹的最高指挥官“个个无能。”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与众不同的战地策略是由当时英国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女王陛下色情作家”一手制订推行的。 这个具有很强煽动性的秘密机构,曾通过当时的战争时期政治执行机构（ＰＷＥ）,在空袭同时向德国境内撒发了…     

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改组领导班子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     

家长留给孩子的财富

家长要留给孩子什么在一次讲座中,我问一个孩子:"你这辈子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孩子起初有些疑惑,继而回答道:"我没有什么目标,我什么都不想要,也不需要。"现场一片哗然,不明白孩子为啥什么都不想要。孩子说:"我妈妈有六十家连锁大超市,每年都能挣很多钱。我计划一年吃掉一家超市,全吃掉的话,还能吃六十年呢。我现在十几岁,到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超市全吃完了,我也差不多该死了。"     

我参加了黎元洪墓的清理

1966年5月或6月的一天,天气已有一些炎热．但还不是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正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上班后不久,接到武汉市文管会蓝慰同志的一个电话,说黎元洪的墓已被红卫兵炸开了,请省博物馆派人去清理。当时武汉市没有博物馆,没有考古所,也没有搞考古的专业人员,文管会仅蓝慰先生一人分管文物工作,他虽然是考古行家,但毕竟只有一人。     

我有幸参与了江汉大学的初创

为什么要成立江汉大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了,当时各行业人才奇缺,武汉市也不例外。虽然武汉名为教育大市,高校林立,但高校毕业生的分配由国家统一进行,当时湖北省每一年分配到武汉市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只有300—500名。而且这些分配来的毕业生专业比例极不协调．有的专业只有1—2名,个别专业甚至没有,大部分毕业生都是师范生。     

丸之内法庭丰田副武审判研究

在东京审判即将结束之际,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法务局在东京丸之内的三菱大楼设立法庭审判丰田副武和田村浩。十个月后,丰田副武被无罪释放。作为前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是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外级别最高的战犯嫌疑人,在当时严厉追究日本军队高级指挥官责任的大背景下,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从庭审过程来看,造成这一判决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检方未能提供被告罪行的关键性证据,另一方面是因为辩护律师选择了有效的辩护策略:通过证明被告对部下或下属部队没有行政管理权,从而否认其应承担指挥官责任。当时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国际政治大背景,则是形成这一判决结果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丰田副武的无罪判决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控罪行上的真正无罪。     

百岁老人马士弘访谈录（下）

张建安：马老,您好。上次您谈到1949年率部起义,请您继续谈谈当时的情形。 马士弘：成都解放前,我是国民党罗广文兵团下属一。八军二四一师代师长。军长李维勋想把兵再往西带。我和其余两个师长都反对,部队再拖就垮了,没有人还想继续打仗。我的兵大多是四川兵,打日军都很凶。但打中国人,不行11949年12月25日,我率部跟随罗广文兵团起义。     

历史上鲜为人知的“第二次长征”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日军在中国战场以及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加快我国抗日战争胜利进程,党中央、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主力由时任延安卫戍任务,正在南泥湾屯垦的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3800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加上被护送的900余名南方干部,组成约5000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番号“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在部队临出发前,毛泽东等…     

儿时记忆中的梁漱溟伯伯

20世纪40年代，常有许多父亲的朋友到我家造访，梁漱溟伯伯也在其中。记得当时他人很清瘦，戴了一副金边眼镜，衣着朴素而古板——每次都很规整地穿一身长袍和黑马褂，一副不苟言笑的老夫子相。每逢他来时，我都是极其恭敬地对他行个90度鞠躬礼。他也极客气地点个头，偶尔对我微笑一下，但从不和我多说一句话，让我每次都感到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