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倒下的红四军政委

曾中生,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顺利地配合中央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1935年8月中旬,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杀于四川卓克基北面密林中。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平反昭雪。1984年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33位军事家之一。     

长征中倒下的红四军政委

曾中生,湖南资兴人,1900年生,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顺利地配合中央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1935年8月中旬,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杀于四川卓克基北面密林中。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平反昭雪。1984年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33位军事家之一。[编者按]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     

中央“一号机密”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从1930年秋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批文件资料共20箱2万多件,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材料。     

向忠发其人其事

向忠发是在中共六大后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按照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的精神和六大后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的记载,这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再称为“总书记”,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救亡擎旗手解放作先锋——记革命烈士钱兴的英雄事迹

钱兴（1909-1948年）。广东省怀集县人。1931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厦门市工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纵队副政委等要职：1948年11月,在广宁县四雍反“围剿”中牺牲．成为西江党史上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职务最高者。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

在广东,授多人都知晓“莫大哥”。莫雄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资深官员,又是数十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老朋友。《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一文中,讲述了他冒着风险,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中共及在贵州掩护红军伤病员的一段传奇经过……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毛泽东与红军赣湘进军

仅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框架认识毛泽东与1930年红军的赣湘进军,有较大的局限性。这次进军,是毛泽东等在长期思考形势、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对历史机遇的主动把握,从正反两方面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进军还提供了熟悉实际情况而又富有思想见地的地方领导者在面对上级错误决策时,如何去就取舍的行为模式,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犯错误时,成功避免全党一起跟着犯错误的范例。进军对国民党当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30年冬形成一个全面动员的“围剿”态势,国共斗争进入更加激烈的大军冲杀阶段。     

“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

2008年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举办,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建宁县委承办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雄、中共三明市委秘书长程立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央国家机关青联考察团、中共三明市委、市人大、中共建宁县委和闽、赣部分苏区县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共90多人出席了论坛。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中央苏区两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幕后斗争

<正>1930年代初,正当在上海的中共临时政治局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造成很大被动之际,党在江西瑞金领导建立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正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革命形势蓬勃向上。一、党中央决定召开大会1931年10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央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走向新胜利奠定了基础。上海党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驻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继续斗争。     

张辉瓒头断东井冈揭秘——70年前一次夭折的国共谈判

张辉瓒这个名字,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们并不陌生,1931年,毛泽东在反第一次大“围剿”后,填了《渔家傲》这首词,词的上片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蒋介石所倚重的这个“王牌师长”自从落入红军之手后,一场围绕赎救张辉瓒的谈判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但张的结局却在阴差阳错中背离了中共领导人的初衷。藏在茅草坑里的“王牌师长”国民党12万重兵第一次“围剿”红军就以悲惨的结局收场,这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1930年12月30日,永丰县南端的龙岗、君埠一带。从清晨7时起…     

参加“七大”: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许多早已淡忘了,然而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经过了17年时间,而“七大”从筹备到召开,也经历了不少曲折。     

走近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苏联有关方面对六大给予了哪些帮助和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