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伪“满映”前后

延安电影人的期待 "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1937年成立,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多来自日本,拍摄了不少所谓的"娱民映画"、"启民映画"和"时政映画",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助纣为虐的勾当.     

著名电影艺术家赵焕章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金秋季节,笔到上海电影总公司拜访了“上影”名导演赵焕章。这位吃山东小米和利津高粱窝窝头长大的山东利津老乡,热心于摄制带有“泥土气”的农村影片,1980年到1985年的6年间,凯歌高奏,硕果累累。他导演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3部影片,不仅为农民喜欢,在城市,在部队,也是一片赞扬声,被誉为“农村影片三部曲”。从而使他声名远播、享誉影坛,这是他电影艺术生涯的辉煌时期。     

从影星到飞天女杰

这张明信片上的人物叫李霞卿,右下角的“李旦旦”是她的艺名。她曾就读于上海中西女校,自幼聪明活泼,多才多艺。1926年,李霞卿的父亲李应生与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先驱黎民伟创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聘请卜万苍、欧阳予倩等著名导演拍摄故事片。仍在上中学的李霞卿受卜万苍的邀请,在欧阳予倩编剧的《玉洁冰清》中出演角色,轰动一时。之后,她给自己取了艺名：李旦旦。     

首都影院坚决拒映美国影片

美国电影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精神上的毒害,是普遍而深入的。在经济上,美国影片又是我国外汇的一笔大支出。美国影片公司还企图利用从中国影片榨取来的高价片租收买中国的电影院。以“七彩”“五彩”诱人的美国电影,是美国一大侵略工具。解放后的北京市影院业通过：坚决拒绝放映美国影片,从三月二日起首都各影院一直停止了放映美片。     

远去的苏里

苏里（1919-2005）．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原名夏传尧,安徽当涂人。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人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文工团戏剧队队长、指导员、副团长。1947年在四平攻坚战中立大功一次。后任武汉军政大学文工团副团长．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副导演。建国后,历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副厂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至五届理事。导演的影片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刘三姐》,与武兆堤合导《平原游击队》等。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

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从沦陷初期各地各自为政的电影检查,到沦陷中后期分别集中于汪伪、华北和东北三个伪政权统治地域内的统一电影检查;从汪伪政权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华北伪政权另行自己的电影检查,再到东北伪政权基本上照搬日本电影检查制度。但万变不离其宗,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沦陷区伪政权既为日本占领军当局所扶植,也就不能不听从日本人的号令,由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施法规和实施情况,人们可以认识到伪政权的“自主”可以达到的限度。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最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要闻速递

亚太电影大奖提名名单:《让子弹飞》、《老狗》入围第5届"亚太电影大奖"日前公布今年各奖项的提名名单,其中万玛才旦导演的影片《老狗》获摄影奖提名,同时提名摄影奖的还有土耳其著名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新片《安纳托利亚往事》和越南导演陈英雄的《挪威的森林》等五部影片。《老狗》     

宫崎骏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电影导演这份工作,只要当过一次,就一辈子都是电影导演了。没有人会用‘前电影导演’或‘原电影导演’来称呼他们,不是吗？”     

浅谈中国第五代导演

电影导演是电影创作的灵魂人物,作为文革后新时期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更是中国电影的领导人,他们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国际之门。就他们的影片本身而言更注入了他们的思想与智慧,色彩、造型、光影、叙事手段等都赋予了新的概念。     

浅议姜文电影的美丽与残忍

在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中间姜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电影中透露出的对中国乡土的关注和解读式寓言,也有别于第六代导演的叛逆与反思。姜文的影片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提及姜文电影,不得不说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其中内涵丰富、风格清丽的画面让人回味无穷,影片中,始终昏黄的色调,晴朗明亮的夏日,斑驳的树影婆娑,仿佛为我们展开一幅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大肆掠夺中国东北资源,欺压、奴役中国人民。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大好河山的目的,侵略者采取种种卑劣的统治手段,以宗教为工具,进行精神控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其信徒数量来说,居东北宗教人口的第二位,且又“最团结巩固”,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拉拢东北地区伊斯兰教上层人物,来离间伊斯兰教徒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关系,引诱他们反对、分裂中国,妄想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同时又对广大穆斯林采取监视、奴役、迫害的殖民主义政策。     

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

日本右翼势力浓厚的＂台湾情结＂不应忽视,主要表现在图谋重新染指台湾和对＂台独＂的持续支持上。其成因既有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影响,也有视台湾和台湾海峡为日本的＂生命线＂等现实利益的驱动;既有遏制中国崛起之深层政治企图的推动,也有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金钱外交＂的作用。     

Quarantine sovereignty during the pneumonic plague in Northeast China (November 1910–April 1911)

The pneumonic plague, which spread over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winter of 1910 and the spring of 1911, caused a great many deaths and brought about severe social turmoil. Aft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and other epidemic preventative measures were enforced by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both north and south Manchuria,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Northeast China, lacking similar quarantine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procedures, was under the threat of forced intervention. It had to establish modern public health agencies in a short time following the compulsory quarantine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methods of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although they caused many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quarantine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that were implemented at that time can never be simply and absolutely labeled as “progressive.” However, 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can be upheld for the sufferings of the common people, for the various unpleasant but necessary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safeguard sovereignty and prevent 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vention, and also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health systems later carried out because of lessons learned from this painful experience.     

“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

“满洲假名”系1934年7月由伪满洲国大同学院教授曾恪提出的用日语假名表记汉语的文字方案,这是一个完全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时而生的特殊文化奉献。1940年由日本文部省所属机构付诸实施,意在取代注音符号,排挤汉字体系,后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恶劣本质。     

伪满洲国的广播剧

伪满时期的新闻传播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异样色彩的一页。当时的传播媒体主要是报纸、杂志和广播,它们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当时身处东北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传播本身却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严密控制。本文拟从当时的各种相关文献资料中,以广播剧为视角进行调查取证,梳理广播剧在伪满时期的产生、发展、形式变化的脉络,由此分析考证当时在日本统治监管下的文化传媒的实际状态,为伪满时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素材。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日据大连时期“关东州”方面委员制度探析

方面委员制度是日据“关东州”时期关东厅于1930年12月在大连设立的。主要工作是针对辖区内的贫困者进行调查,并开展保护救济,是所谓“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福祉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真正享受到的。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关于もののあはれ汉译的几点思考

当代文论在评说日本文学时广泛使用的＂物哀＂概念,源于对源词组もののあはれ的＂拿来＂式处理,却因语义不明产生了广泛性误读。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源语在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及其共通的基本含义;提出对もの的看法;对あはれ与＂哀＂字的关系做出推测;得出源语的意义不完全是＂哀愁＂（其仅为人类情感之一种）,用＂情趣情感＂等词汇理解并翻译的结论。这种主张同时照顾到长期使用＂物哀＂带来的社会心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