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

明代中后期,随着漳州月港逐渐发展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漳州窑瓷器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对外输出产品。文章通过搜集和梳理漳州窑瓷器在海外遗存的情况,结合漳州窑外销瓷的风格特点,探析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在明末清初时期能够远销海外的原因以及其对国内外制瓷业的影响。     

《红楼梦》中的外来文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初以前,约于明代中期,主张“贡舶贸易”与“进贡通市”(《明史·日本传》卷322),郑和八下西洋,在贸易、外文、军事等方面,刚柔相济,恩威兼施,但至清初,则一反明代所为,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外贸易,一蹶不振。直至1684年,康熙独具灼见,海禁始开,钦定广州、漳州、宁波、     

明中叶的海商、海盗集团与漳州的对外贸易

明代中叶．中国的东南海上活跃着众多的海上集团．他们亦商亦盗,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既从事私人海外贸易,又同当时的倭寇混同一起．干些烧杀抢劫的海盗行径。但总体上,他们还是以海外贸易为主,对私人海外贸易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当时的漳州及漳州的对外贸易与他们关系密切。下面试叙之：     

晚明福建瓷器窑业的发展

<正>明代晚期,福建地区的制瓷业突然有很快的发展,一些地区的窑场如雨后春笋陆续涌现,如德化、漳州等均是在这时期取得发展的白瓷和青花等品种的重要窑场,另外还有许多烧造青花瓷的窑场     

明代福建丝织业考略

明代福建是我国东南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从早期的官营织染局到晚期的民营生产,福建的丝织业都在国内占有一定地位。明末,中国的丝绸向日本与欧美市场大量出口,由于当时的福建是中国的主要口岸,福州、泉州、漳州三大城市的丝织业相当兴盛。     

明代在华南新设的州县

据《明实录》、《明史》、《明会典》及明代华南方志记载,明王朝在福建、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曾设立过一些新的州县。在福建新设的州县共十一个。具体情况是：景泰二年（1451）在沙县浮流设永安县,隶属于延平府;景泰六年在政和县杨海村置寿宁县,属建宁府;成化六年（1470）以龙岩县九龙乡置漳平县,属漳州府;七年在清流县明溪镇置归化县;十四年在上杭县溪南里设永定县,属汀州府;正德十四年（1519）以南靖县之大洋陂置平和县,属漳州府;嘉靖九年（1530）在漳州增设诏安县;十五年以尤溪县之大田镇置大田县,属延平府;四十五年,…     

福建闽南地区古代陶瓷生产概述

闽南陶瓷产品享誉海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有：末代同安窑系“珠光青瓷”、明代德化窑“猪油白”、明末清初平和窑“克拉克瓷”以及“吴须赤绘”、“交趾烧”和明清漳州窑“米色釉”等诸多品种。     

送子观音：晚明海澄象牙人物的个案分析

明代中晚期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因传教及装饰教堂的需要,向当时唯一准许对外通商的漳州海澄订制象牙天主教神像,给中土传统的人物雕刻带来了全新的表现方法。其中的圣母子图像因明代中期中国南方民间送子观音信仰的成熟,机缘巧合地实现了向送子观音的图像转化,大约在万历早中期催生了以送子观音为代表的象牙人物雕像本土风格的形成。其图像范型的确立,对明清时期福建及更大范围内其他材质的送子观音造像的面貌产生深远影响。     

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10年出水陶瓷器

2010年4～7月,在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的器物中有大量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在已发现的舱位内均有分布,器类有盘、碗、罐、杯、碟、盒、钵、瓶等,主要是福建漳州窑系和江西景德镇窑系的产品。瓷器以青花瓷器     

《漳州港》评介

李金明教授新著《漳州港》一书 ,于 2 0 0 1年 8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既蒙惠赐 ,抱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拜读以后 ,颇感受益 ,故此付诸笔端 ,略述一二。漳州港 ,一般称为漳州月港 ,在历史上的特性十分显著 ,可以说在所有中国古代著名海港中 ,它是独具特色的一个。这表现在以下四点上 :一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港口 ,它惟独产生于明代 ,而与其他朝代无缘 ;二是它本身作为港口的条件并不优越 ,既无直接的出海口 ,又不是深水良港 ,到明代后期却崛起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三是它兴也迅速 ,衰也急骤 ,作为港口 ,它的兴盛时期 ,只是在明成化至万历的一…     

“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

本文通过对"南澳Ⅰ号"打捞瓷器、"宋钱"等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纪年瓷器、沉船资料的多方位考察、比较,围绕该船的年代、历史背景、贸易性质、航路、船货、沉船发现的意义等问题作了探索,推断该船或为隆庆开海之际的一艘沉船,对于深入了解隆庆解除海禁之后的海外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认为该船首段的航线,为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环球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进一步了解16世纪后半叶新航路开辟后的海洋贸易状况具有极其重要价值,为研究隆庆开海后景德镇及漳州窑的瓷业生产,特别是为了解漳州窑瓷器的早期面貌及景德镇瓷业对漳州窑的影响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明代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明代福建九龙江流域的新县设置

明代中叶以后．漳州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发展．山区丰富的木材和经济作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沿海港口．沿九龙江流域向上游辐射的开发态势加深,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管理压力陡增。为加强对九龙江流域的管控．明朝当局在九龙江流域的中游和上游先后新设立两个县．分别是漳平县和宁洋县。     

浅析平和漳州窑的兴衰原因

<正>2010年5～7月,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海域的"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开展的水下考古,出水了大量来自福建省平和县明末烧造的"漳州窑"瓷器,再一次使平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平和漳州窑的三大类瓷器(青花瓷、彩绘瓷和素三彩瓷),明清时期大量销往海外。已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等地被大量发现、收藏和研究。海外人士以"汕头器(SWATOW)""吴须赤绘(吴州赤绘)""吴须染付(吴州染付)""交趾香盒(交趾三彩、     

访漳州论漳瓷

提起漳州,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那里的水仙花;若说到漳瓷,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其实漳瓷就像水仙花那么朴素美观。漳瓷对于中外古陶瓷、古外销瓷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并不陌生,曾经有幸在那个偏僻的小城召开过以漳瓷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漳州的水仙花闻名遐迩,深秋的漳州正是水仙花上市的季节,一进入漳州城便被满城大街小巷的清香四溢水仙花苞所吸引住了,记得我们一行人离开漳州时,每人都拎着一箱箱水仙花苞。漳州人还告诉我们,漳州又是水果之乡,深秋的北国已飘落下第一场大雪,然而漳州的阳光依然像夏日里那么炎热,…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明代福建的火灾

明代福建曾多次发生火灾。据笔者统计 ,明代华南火灾共 78起 ,其中 73起发生在福建。从《明实录》、《明史》和《福建通志》等文献的记载来看 ,洪武年间福建发生过 2次火灾 ,正统时火灾 3次 ,成化时 4次 ,弘治时 4次 ,正德时 11次 ,嘉靖时 2 0次 ,隆庆时 2次 ,万历时 2 1次 ,泰昌时 1次 ,崇祯时 8次。就地理范围而言 ,福州府 6次 ,建宁府 11次 ,泉州府 2次 ,邵武府 3次 ,汀州府 5次 ,兴化府 3次 ,延平府 2 9次 ,漳州府 4次 ,福宁州 7次。延平府受灾最多 ,其次是建宁府、福宁州和福州府。明代福建火灾绝大多数发生在府州县城 ,属于城市火灾。…     

明代月港叛乱与海澄设县补论——对黄友泉先生回应之回应

明代嘉靖年间,朱纨在福建沿海地区实施的保甲不仅推行迅速,而且效果很不错;倭乱是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的主要诱因,饶乱是次要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二十四将"曾被招抚,但他们并未作为乡兵攻打"饶贼";月港地区的4次设县之请都出现在动乱时期,与当时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城池有关,军事防御是设县治的主要目的。     

浅析漳州窑瓷器的艺术特性和文化内涵——以福建博物院新征集漳州窑大盘为例

漳州窑瓷器是中国古代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其独特的装饰手法彰显独特的文化神韵和艺术魅力。漳州窑瓷器器型多样,纹饰繁复,其中又以大盘最具代表性。福建博物院从2018年至2021年陆续征集了一批漳州窑瓷器,本文以其中的大盘为例浅析漳州窑纹饰的艺术特性和文化内涵。     

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兼论我国自铸银元的开始

漳州军饷银饼铸造年代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国近代自铸银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以前的讨论有三种意见:一、南明永历三至六年,即清顺治六至九年(1649—1652年),郑成功在漳州所铸,漳州民间也有关于"郑成功大元"的传说;二、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建、台湾地方政府为镇压抗清暴动,在漳州铸造的一种军饷银元;三、同治三至四年(1864—1865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曾国荃、左宗棠在     

漳州民间的文公衫、文公斗

正文公衫文公斗,斗又写为兜,漳州方音,兜和斗音同。民国漳州《龙溪新志》云:"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民国初乡间尚多见。黄子寅清漳竹枝词:‘花卉千般错绣文,盖头纱帕白罗裙。海滨邹鲁今犹昔,不见巫山一段云。'即指此"。~①漳州这种妇女装束的相关文献最早见于清康熙五十四年《漳州府志》,其卷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