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惩腐第一案

这是上海半个世纪前曾经震动一时的一起案件。 1949年8月15日,新生的上海革命政权只有80天,就在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一栏十分醒目的标题:“知法犯法、罪在不赦”,“沾辱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处死刑。” 被处决者既不是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匪特,也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散     

黄土高原看放社

每年正月初九举办“放赦”活动,人们通过这种方式祈求村舍人口平安,风调雨顺、消灾免难、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因“放赦”活动的历史久远,致使“放赦”这一民间宗教活动的真正含义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加上“放赦”活动属于民间社火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人们大都把原来祈求赦免天下苍生的“放赦”,称之为现在的放社火——“放社”。     

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发展到宋代,日益完备和成熟,行政运作开始呈现出日趋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条制悉备,文法繁密,因而出现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举天下一听于法”的现象。而这一切制度建设中,都始终贯穿着一个“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晚唐五代祸乱的重演,以期维持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宦官制度做为宋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赵宋王朝的这一立国精神。过去人们因为宋代无宦官之祸,对宋代宦官问题很少研究,对宋代何以无宦官之祸,更是多半从其他方面去泛泛解释,而很少从…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本文随着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的回顾,对1980-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过程中,将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一词、并写入宪法的过程,再现出来予以分析讨论,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全球和中国谋求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侧重的是人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态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昭示作用和教育意义,不宜仅从学理上认为“生态环境”的提法有错,因为真实的世界往往比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思维更精彩。学术界于2005年5月展开的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概念的研讨,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从“生态环境”一词在人大常委会产生过程的基本事实判断,它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用语(法定名词),而非严格的科技名词,主要使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而学术研究中则主要是尊重学者自己的理解和创作。至于如何健全政府用语、消除政府不当用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探讨的问题。     

《朱子语类》中的“十分”

本文对南宋时期的《朱子语类》一书中出现的“十分”一词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分析。归纳出此书中的“十分”有三种用法:(1)使用原义的“十分”。(2)表示总括范围的副词“十分”。(3)表示程度高的副词“十分”。认为这三种用法不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此词出现初期的情况,而且更反映了此词由实到虚、由表示范围到表示程度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等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赣州慈云寺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刻本残卷年代考

2004年,江西慈云寺塔所出、赣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第七”刻本残卷为中国早期稀见刻经,根据塔藏文化生态、刻本字体、纸张三方面判断,此卷当为晚唐五代刻本。这一刻经的发现,填补了赣州地区唐五代时期刻本的空白,也将南方刻经的历史追溯到了晚唐时代,对中国古籍版刻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

大赦是由国家发布政令,对罪刑进行免除的一项制度。汉代以后,赦书中常伴有对臣民的赏赐和复除蠲免等内容,属于皇帝“推恩”性质。但在唐代,大赦的性质发生较大变化,赦书中开始大量出现与朝廷行政有关的申明和禁令,远远超出“推恩”范畴。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差遣”做法,是为应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法”,具有制度变迁和政治控制两方面的意义。     

江南分省考议

在清代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析分成为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这在清朝甚至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江南分省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 ,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才完成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江南分省实现了“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并且 ,这种“名”的转变是建立在“实”的转变的基础上的。     

李德裕无党新论

李德裕是晚唐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在晚唐政坛中有诸多政绩,对“武宗中兴”贡献良多;李德裕与牛党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互动,不过是李德裕为了理想的反抗;所谓的李党“中坚分子”不过是一群正直人士;李德裕有党假象的形成,是政治斗争中政敌对其打击的借口,是宣宗为稳固政权进行的元老整肃的结果,李德裕实则无党。     

疏解密致 包孕宏深——评《李商隐诗歌集解》

李商隐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他既代表晚唐又超出晚唐。然而,对这样一位注重诗歌的审美特质,以毕生精力发掘和表现自己的心灵的情感世界的抒情诗人的接受和研究,自唐末李涪的“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的恶评,到今天将他置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竟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十一个世纪!由于社会政治气候、文化艺术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对李商隐的研究,形成极不正常的“钟摆现象”。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论盛唐军事改革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一共43年。这一时期,虽然局部和全局的水、旱、风、蝗、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官私记载对此欣羡不已,誉为盛世、盛唐。时人杜甫的诗号称诗史,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晚唐郑綮赞美为“河清海晏,物殷俗阜”。《新唐书》卷51《食货志》概     

陕北放社

由于"放赦"活动的历史久远,又没有可考的文字记载,致使"放赦"这一民间宗教活动的真正含义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如今"放赦"活动属于民间社火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人们大都把原来祈求赦免天下苍生的"放赦",理解为现在众多年俗中的一种社火——"放社"。     

张紫妍的死和潜规则

“即使是父母的忌日,我也要被传召出门陪酒陪睡。他们实在都是万恶不赦的恶魔,我列下名单,就算死后变成鬼也要报复到底!”写下陪睡的31人名单后,韩国艺人张紫妍在京畿道盆唐家中吊颈自杀身亡。这一天距离她27岁的生日还有9个月。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

量移是唐代教育中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在唐代各种赦文中,大多数都有量移的规定,在其他一些文史资料中,我们也经常可以见到“量移”二字。例如,李白有《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诗二首,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中说张“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特别是治中唐文学者,论及刘柳诸人,便不可避免会提到他们在被贬谪後更遭到“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打击。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思想研究

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不仅明确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论述了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如何使二者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分”的基础上,实现“和”。为阐明这一观点,在逻辑思路上,古德诺分为两步：第一步,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方法,结论是政治对行政要有一定的控制;第二步,从现实层面论证了在各国特定的行政体制、政府体制、政党体制下,如何使政治对行政进行适当的和有效的控制。     

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

铁牛、铁猪出现在两京地区的晚唐墓葬中,在墓葬中的位置一般是墓室的“丑亥”二位。而宋元墓葬中出土的形制、数量、位置以及出现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文献论述了铁牛、铁猪的“压胜”性质和镇墓、驱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