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皖南事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但他成为新四军真正的军事首领,是在1月8日晚项英从大部队离开后.随后,叶挺指挥了惨烈的突围战.1月14日,突围失败,叶挺被俘.     

关于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引人关注的课题,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述。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些史实描述仍值得商榷。笔不揣简陋,仅就以下两个史实进行考订。     

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

简评通过与以往有关皖南事变研究论著比较,认为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三点新的进展:(一)对皖南事变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及许多具体史实,作了考证、辨证,使事变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在此基础上,对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事变前及事变中的功过,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三)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叙述也比以往完整等等.微感不足的是,该书在对事变的宏观把握及交待上,似嫌不够.     

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陈毅对皖南事变的反思

陈毅在皖南事变前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皖南事变后又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虽然他没有亲身经历皖南事变,但是他在事变前与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存在分歧;在事变后协助华中局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刘少奇重建军部,整顿部队,保证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皖南事变的历史原貌——对《皖南事变中的周子昆》一文的补正

最近,笔者接到项英女儿项苏云、侄女项玉兰打来电话,得知黄维华、易宜龙在2012年第3期《纵横》杂志上发表《皖南事变中的周子昆》（以下简称《皖变文》）一文中若干史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影响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情况的准确表述,他们要我对皖南事变那段历史作一客观评述。笔者根据30年来研究新四军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接触到的史料,以及《纵横》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就《皖变文》和相关睛况讲些看法。     

风起于青萍之末——透析皖南事变之起因(中)

华中棋局上的两块孤棋在围棋术语中,所谓孤棋是指处在对方包围之中还没有成活的棋型。倘若把华中国共力量的布局比作棋盘的话,那么,到1940年秋天,国民党在苏北的韩德勤部和中共在皖南的新四军,就成为华中棋局上的两块孤棋。     

寻找皖南事变见证人

每次游历泾县--安徽这座美丽的山城,总会给我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但是深刻印在脑海里的却是发生在泾县的一文一武两件事,一是李白在桃花潭,再是新四军在云岭。李白和汪伦的友情千古传唱,新四军和泾县人民的鱼水情百世流芳。     

皖南事变若干文电日期考订

皖南事变自爆发以来,长期受学界关注,但相关著述因缺乏对档案文献的考辨,造成论述的诸多错讹。通过对七份文电日期的考证,表明就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而言,在事变前的较长时间里,项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更多体现在转移路线与时机上。项英更倾向于“东移苏南”,而中共中央倾向于“北移皖东”,但双方亦因外部情势影响而作出调适,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因对时局判断的乐观,项英等人在1940年10月中旬转而倾向固守皖南,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但当11月初延安决定放弃皖南、坚持北移后,项英等人亦随之作出调整。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     

皖南事变若干文电考证

有关皖南事变的相关档案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难免存在若干错误或不准确之处。笔把在研究中发现有疑问的件、电报对照相关书籍或史实加以考证j以求尽可能排除对研究造成的瑕疵。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本文是扬帆同志（1912—1999）1984年的口述稿。因为扬帆同志已过世多年,本刊发表时除了改动明显的笔误外,尽量保持当年口述稿的原貌。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刘厚总杀项英欲得功名,谁料想国民党也憎恨叛徒

我明白,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然而,7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我想了又想。 一、贪财起杀心,可叹新四军大将死在副官之手1941年3月13日,大雨滂沱。惊蛰过去的第7天,第一声春雷在赤坑山的主峰上炸响。世界像落进墨色的海里,乌云象倒悬的山,向赤坑山的群峰压了下来。     

皖南事变后的周恩来

1941年1月11日晚,重庆化龙桥蜥华日报》报馆内灯火辉煌,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的一些领导和报馆工作人员,正在庆祝《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及叶剑英、邓颖超到会。会上,周恩来作了简短发言,对《新华日报》的工作作了一些指示。这时,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两个机要人员满头大汗快步走进会场,把一封标有AAA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拿着电文的手在微微颤抖,目光急速扫视电文内容。     

也谈研究项英应坚持用事实讲话——与王辅一同志商榷

去年上半年,我在《铁军》杂志上拜读了童志强同志《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和王辅一同志《澄清不实之词,恢复历史原貌——对<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的疑义》两篇大作,最近又在《江淮文史》上拜读了童志强同志《从高敬亭错案兼论新四军时期的项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刊登的王辅一、李维民所写《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王李文》)一文,了解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笔者对文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说“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的观点,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