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自办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5月27日。创办人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光绪二十二年,经张之洞和王文韶保举,担任全国铁路事务大臣,同时接办汉阳铁厂。那时盛宣怀已经是集全国轮、路、邮、电、工、矿企业大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在盛宣怀管理的企业中,汉阳铁厂的财务时有困难,尤其是当他督办铁路     

江苏史志新书

《盛宣怀传》(图文版)夏东元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本书记载了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创办并经营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铁路等实业,创办银行、开办正规大学堂等活动,如实并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了盛宣怀的一生及其     

中国通商银行之伊始

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图1）,是中国新式银行之嚆矢。先有盛宣怀提出:鉴于海防多事,上下竞言自强,首需重视理财,以全国之财作通商惠工之本,银行乃中枢之设,故名为通商银行。其有奏言曰:“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亦为通商银行之名由     

“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

正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盛宣怀是晚清企业界的领袖,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工业之父"、"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具体承办了大量事务。李鸿章对盛宣怀有过评价:"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经开创诸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等等,创造了中国近代史的奇迹。     

中国通商银行早期纸币的印制公司与签名浅析

正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5月27日,是中国创办的第一家银行。由于中国通商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对其管理制度、经营活动、货币发行,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等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因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和未能充分运用以史料与实物相印证的研究方法,目前对中国通商银行的研究,     

广东省银行及其发行的早期钞票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不久,中国南大门广东省创办了地方银行广东官银钱局,该局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一月成立。(魏建猷:《中国近年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页。)其背景乃张之洞总督两广时,有感于广东省流通的尽是外国银元及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中国一大耻辱;且广东华洋交错,经广东流入的外币,波及全国,漏卮无底。他主张在广东自铸银元。进而自办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商帮”

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准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开始。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发行钞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政府取消其发行权为止,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而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帮”舟山籍人士有直接关系,其中以朱葆三、刘鸿生最为密切。     

浙江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银行,争夺铁路修筑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向清政府索取得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承办权,英商怡和洋行与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了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     

清末大学生学习生活实录

清末最著名学府,一为1888年广州的广雅书院,后改为中学;二为1890年武昌的两湖书院;三为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四为1896年上海的南洋公学。前三所皆是张之洞创办的学堂。后一所则是盛宣怀创办的。其中规模恢弘,影响深远,以“两湖”为最。     

张之洞与晚清铁路

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陈晓东中国的铁路创建于清末,铁路的出现,便利了陆上交通,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在近代中国,修建铁路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与破除封建守旧思想、中外关系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积极涉足铁路业,起了举足重轻的作用。本...     

清末“保商彩票”与商号破产清理研究

发售彩票募集资金,是清末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和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手段。1904年8月,中国通商银行镇江分行负责人尹稚山亏空官款数十万元,盛宣怀以尹稚山产业为彩头,编制彩票发售,弥补镇江分行亏欠款项。自"尹稚山案"后,以"保商彩票"为名,由江南逐渐向京津地区扩展,迅速成为清末商界商号破产的一种清理模式,但这种模式仅仅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前后迅速消亡。利用"保商彩票"清理破产案是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与地方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其衰落及消亡,亦受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的影响。     

新中国中央银行职能的法规诠释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作为中央银行,负有"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基本职能。为完善人民银行这三大职能,中央政府在法规方面逐渐加强建设,从仅在政府组织法体现人民银行央行职能到改革开放后出台强化人民银行央行职能的条例,最终在20世纪末出台了专门的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2003年的修订本,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规与金融规章,构楚了我国中央银行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法规日渐完善的同时,人民银行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清末留日学生与地方督抚间的政治博弈——以留日陆军士官生为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将强兵与教育当作富国图强的第一要务。基于人才匮乏,选择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试图借助日本的教育资源作为解决瓶颈的捷径;事与愿违的是留日学生迅速觉醒,他们种种"反叛"行径使督抚们的名誉声望和辖区统治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张之洞等采用加强行政管理、严格选送学生、强化政治思想监控、参与制定留学生的考核办法和恩威并重等策略与留日学生展开政治博弈,但是,学生们的革命思想日渐成熟,在满、汉矛盾加剧的政治环境下,在辛亥革命前夕,这场政治博弈胜负已经底定。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关系

中国银行从民国初年成立后即发挥着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使得中国银行由国家银行转制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1935年的第二次改组后又使得中国银行成为国民党“四行二局”金融统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     

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

司马迁引《尚书·西伯戡黎》 ,兼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他解释经文 ,引用了今文家说 ,亦据自己对史料的判断和推论对今文说作了改动。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说 ,表明对儒家经典的尊重 ,但并非唯经典所从。他对经文作了选择、建构和批评 ,把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点 ,表现出鲜明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     

《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

明人汪瑗撰《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他在训诂字词、考辨名物时,既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予以新的阐发,又不囿成见冲决旧说提出新论,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否定了“《九章》俱作于放逐江南时”的旧说,并对《九章》各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写作时代诸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发明新意,推动《九章》研究的纵深发展。     

张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贡献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他创办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中国博物馆事业之先河。他还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对历史纪念性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对寺庙古建筑的保护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作出过可贵的贡献。     

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

20世纪30年代,围绕<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和<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有关银行法规的颁行,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这不仅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形成,揭示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客观上也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业务的开展乃至金融体系的构架,都不能离开法制手段.     

《清史列传》标点商榷四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列传》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但个别地方的标点尚有待于商榷,略举四则：其一、李光地传载彭鹏劾李光地疏;其二、康熙三十九年二月李光地上康熙帝疏;其三、张履祥传;其四、颜元传。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