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述略

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经历了开始、发展、高潮三个阶段,由局部、零散地考察过渡到整体、系统地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充分说明了《毛诗正义》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五经正义》编纂考

《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经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唐初统治者重视儒学,《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初经义繁杂,《五经正义》编纂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统一经义。《五经正义》由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纂,历经初撰、修订以及最后定稿三个阶段,耗时十四年,代表了唐初学者的主流认识,也是唐初经学宗尚的集中反映。《五经正义》是在南北朝隋代经典义疏的基础上成书的,其中既有对前人旧疏的袭用,也有对前人旧疏的删节、剪裁以及驳正。     

孔颖达论人性、王制与君道

孔颖达的人性论有三个基本思路:一是性情禀赋于天,因而人性相近,人情向善。二是人类禀赋的气质有差异,因而有贤愚、善恶、贵贱、贫富的性命之分。三是性情感于外物产生情欲,外物有善恶之别,因而情欲往往违背五常之性。这种人性论为王制与君道提供了更为圆融的哲理性依据。在主流儒学人性论的演化过程中,孔颖达及《五经正义》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礼记正义》二次征引《礼记》旧疏探析

皇侃《礼记义疏》征引了大量的《礼记》旧疏,孔颖达《礼记正义》在编纂成书时,也对这些旧疏进行了征引.本文通过比较孔氏《礼记正义》与皇氏《礼记义疏》,探析、总结了《礼记正义》征引《礼记义疏》所引《礼记》旧疏的方法与原则.并在探析孔氏《礼记正义》二次征引皇氏《礼记义疏》所引旧疏的过程中,对马国翰所辑《礼记》旧疏的疏误进行了匡补.     

《毛诗正义》标点琐议

本文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诗正义》标点本的若干标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本校点商榷——以《毛诗正义·毛诗音义》为例

《十三经注疏》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本。它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对十三经的经文及注疏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校勘整理,并施加现行标点。此次整理出版,对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裨益无穷。但由于此项工程浩繁,所以在校点方面存在疏漏之处,如录文出错、句读疏失、校订疏漏、字体有失规范等。限于篇幅,文章暂以《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的"毛诗音义"部分为例,详列其中疏失条目,以期在修订时斟酌完善。     

《尚书正义》经、注、疏及《释文》异文的校勘价值

在《十三经注疏》中,《尚书正义》的经文、注文、《释文》遭窜改比较严重,学者常从版本比较、或辨今古文之异、或分析语言文字、或根据经文语义、或借助出土文献等角度进行辨伪、校勘与分析,从经文、注文、《释文》与义疏之异文进行考察也是重要的校勘途径,可以弥补其它方法的疏漏与不足.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试论《毛诗正义》的编撰特点

《毛诗正义》编撰特点主要体现在:编撰态度上兼收并蓄,编撰体例上《传》《笺》并释,编撰原则上"疏不驳注"。     

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

《尚书注疏》二十卷,“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上鱼尾下刻“尚书疏卷第几”。钤“张鈎衡印”等印记。即《择是居丛书》影刻之底本。张钧衡跋云：“今得天一阁藏八行本,与《礼记》行款同,宋椠宋印,字大悦目,即行覆刻,以贻後学。”张氏所谓《礼记》指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礼记正义》。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左传》“坐甲”新证

《左传》文公十二年云:“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坐甲”,杜预未注,而其他训释则争议颇多。孔颖达疏:“甲者,所以制御非常。临敌则被之于身,未战且坐之于地。”①其意谓“坐甲”为置甲于地而坐其上。     

《黑龙江述略》史料价值研究

本文从黑龙江省疆域变化情况、黑龙江将军的设置的影响、黑龙江的边疆防务情况、黑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等几个方面对《黑龙江述略》做以简单分析。梳理出徐宗亮对边疆防御、治吏安民、发展经济等方面的思想见解。     

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

清初《春秋》经学力求杜绝宋元以来《春秋》经解之中的空虚、穿凿,顾炎武提倡、鼓励广辑传注解经,《左传》因产生年代最古,以及详实的叙事,在众多传注中确立了它的学术优先地位。顾炎武将《左传》杜注带入研究视野,其方法影响及乾嘉汉学,但又明显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而顾炎武对《左传》义理的质疑则承袭了历来学者对《左传》义理的不信任,带有普遍共通性。     

论孔颖达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总结

本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总结,并初步评价其理论意义。重点在于描述他对《诗经》的语言形式艺术诸如：字句、篇章、重章叠唱和声韵之美的理论总结,指出其诗学指向;以及评价其对赋比兴等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理论研究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时力求将研究对象置于经学传统、初唐诗学思潮和魏晋六朝诗学等多重坐标中显现其历史价值。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张照荐金农曲阜书《五经》考辨

乾隆元年（1736）金农到京师应试博学鸿词,与张照相识。金农到京师的时间,学者普遍认为在乾隆元年八月。实际上,此年五月金农已在京师活动。金农拜访张照的时间,在乾隆元年九月五日张照出狱后,至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御试博学鸿词前。博学鸿词考试后,张照回访了考试未中的金农,并推荐其往曲阜书写《五经》。金农往曲阜,未能书成《五经》,只是摹写了《西岳华山庙碑》。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