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与一条江的缘

有一年春节,我住在岩头镇一家旅店,临走将一件毛衣丢在那里。两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此地,店老板认出我,将毛衣还给了我,这事让我非常感动。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     

东湖蓝藻水华的来龙去脉

1954年8月,我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来武汉之后,就定居在东湖之滨。在近50年的岁月里,我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尤让我牵念的是东湖的水质,因为它与我的科研事业密切相连,我天天要和东湖打交道。在这里我说说东湖蓝藻水华的来龙去脉。     

外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30年近一半的14年里,我都在北京生活。如今,我也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给宋子文当卫士八年

我是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镇西瓜铺村人,今年71岁。1930年至1937年,我在宋子文身边当了8年卫士。从那时至今虽隔40多年,但我在跟随宋子文期间经历的许多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正>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我从政六十二年,期间,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我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家族往事

我的母系一我的母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生于农历戊戌年(公历1898年)正月十八日。我生于癸酉年二月三十日(1933年3月25日)。这样说来,她应是35岁生的我。我是在武昌外国教会(基督教会)办的一所不大的仁济医院     

回忆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

<正>自1913年至1925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12年。1908年,我16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小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自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3年2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号"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     

回忆父亲陈明仁

一 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对父母是没多大印象的。直到1928年春天,二舅告诉我,要送我到父母身边去,我这才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见到了我的父母亲。 1929年至1936年,我随父母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居     

我在武昌佛学院的求学经历

皈依佛门 我于1918年6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甘棠乡军刘村一个装裱工兼农民家庭,10岁丧母,14岁丧父。父母死后我们兄弟3人很孤单,我还在读小学,受了庙里僧人的影响,来到报恩寺出家。住持传久法师收了我做徒弟,赐法名心安,那是1933年,我15岁。1936年,我在归元禅寺受比丘三堂大戒,戒期圆满后,住宝通禅寺禅堂,修习禅法4年。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国民党撤退时,我原想跟着去重庆,但师父叫我回报恩寺。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我的一九四五年

<正>1945年2月8日,我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到这年年底,我也不过10个多月,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可能站都站不住。这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是一片空白。然而,1945年,在我的一生中却不是一张白纸,它充满艰辛困苦,惊恐血腥,还有向往与抗争。那年4月,在山西运城,我还不足百天,就随同父母被日军抓进监狱。我可能是抗战期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