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佛教与梁武帝经略益州相关史事述论

梁武帝时期先后向益州派遣了九任刺史,其对益州的经略首先是要抗击北方政权的入侵,以保证梁与吐谷浑以及西域、河西走廊诸政权的外交、商业贸易和佛教交流畅通.同时,由于历任刺史的积极支持,益州佛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对益州实施的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多方面联动的复合经略政策.     

星云禅话（四一）

慧可安心 西天佛教第二十八祖达摩祖师,在梁武帝时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初祖。因其和梁武帝思想不能相契,遂前往河南嵩山少室峰去面壁,在那里一面壁就是9年。这期间,有一位名叫慧可的青年,前来参拜达摩祖师,请教佛法。     

梁武帝离朝当和尚

梁武帝萧衍,曾为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南齐内乱,起兵夺得王位。他设谱局、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提倡佛学和儒学。他工于诗词和书法,善于韵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他手不释卷,下笔成章,辞采华丽,婉转含蓄,富有神韵,在文学艺术上颇有成就,当朝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书法集现已佚传,明朝时有《梁武帝御制集》流传。 由于梁武帝过分迷恋宫廷糜烂的文艺生活,朝政松弛。晚年又迷信佛教,定佛教为国教,大建寺院,不理朝政。他在建康(今南京)兴修了同泰寺、光宅寺、大敬爱寺、智度寺、长干寺等大小寺院。他本人生…     

眺远梁山寺 感悟剑门关

剑门山，古称梁山，相传才华横溢、笃信佛教、与达摩有过“公案”的梁武帝萧衍，也曾在剑门山的大剑山绝顶舍身佛门。古刹梁山寺和梁武帝祠。依然矗立在剑门七十二峰的桃花峰与逍遥峰之间的舍身崖上。舍身崖海拔1180米，脚下便是落差数百米的悬崖绝壁。登临古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感觉时空的聚敛，能领悟天地的浩然。放眼北...     

《经律异相》编纂考

《经律异相》是宝唱等奉梁武帝敕令编纂的一部佛教类书,它是现存最早的整部流传下来的佛教类书,它是在僧旻等所编纂的《众经要抄》基础上成书的,它的编纂与《华林遍略》关系密切,这也决定了《经律异相》较好的编纂体例。《经律异相》是南北朝佛教类书的代表,它所构建的佛教世界观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佛教类书编纂。《经律异相》等佛教类书在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出现是佛教大发展的结果,它们体现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碑文复原及考释

署名梁武帝撰的菩提达摩碑文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本文以对位于河北成安县元符寺内的菩提达摩碑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二祖庙菩提达摩碑的碑文进行了整理复原,考定此碑的重建时间为唐元和十三年五月,并就碑文的真伪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舍利崇拜在中国的兴起与风行——兼论法门寺佛指舍利

舍利崇拜在印度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三国时期传入中国。舍利崇拜受到皇家推崇应始于梁武帝时期,亦是受到法显《佛国记》描述之印度习俗的深刻影响。唐代法门寺佛指舍利崇奉是中国舍利崇拜的巅峰,帝王舍利迎奉中伴随有信徒自残、焚身等狂热行为。五代宋初,法门寺地宫之外仍供奉有佛舍利,但帝王的崇拜狂热已渐消退,民间崇奉仍有余绪。     

金陵历代高僧法师谱

近日,各方文物考古专家盛赞南京千年阿育王宝塔惊世出函,称其为世界上体形最大．工艺制作精美绝伦。从出土碑文提到的佛顶真骨、诸圣舍利等,可以推测到塔里可能供奉的舍利,最早源于南朝,是历代舍利子的集成。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当时由于梁武帝崇奉佛教,建康（今南京）地区佛寺达700余座,僧尼10余万之众。成为举世闻名的“千年佛都”、“中国佛教研究中心”,     

南华诞活动

南华禅寺是中国佛教的著名寺院之一,位于曲江区东南郊6公里处的曹溪之畔。南华禅寺始创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时有印度高僧智药三藏,率弟子航海来华,朝礼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先至广州,然后沿北江而上,途经曹溪口时,“掬水饮之,香美异常”,知其上必有胜地,遂追本溯源至曹溪,四顾山水奇秀,叹日：“宛如西天宝林也,堪为沙门修道所”。     

达摩奇石缘

人与石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高僧达摩,这位抱着弘扬佛法炽热心愿的古印度王子,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未想吃了梁武帝萧衍的闭门羹。于是一苇渡江。上少室山铁心面壁。栉风沐雨直到影入石内。终于创立禅宗学说。成为佛教禅宗的开山始祖。他老人家整整九年与石相依相伴的禅定觉悟,诉说了一个人与石达到何等神交的传奇故事。是的,达摩与石非常有缘,或说石与达摩非常有缘。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论梁武帝

萧衍出身于侨居南兰陵的素族,依靠军功做了雍州刺史。在齐武帝父子互相残杀时,萧衍利用各种矛盾,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实力。公元501年,他乘南齐内乱之机,领兵进入建康。公元502年,改国号为梁,他自立为帝,即梁武帝。在南北朝时期,萧衍的作为远不如元宏、刘裕及宇文邕。尽管如此,梁武帝却始终没有被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一些史书中,对梁武帝的评价很多,也颇有分歧。有的认为他“专事衣冠礼乐”,也有的认为他是     

梁武帝与僧团素食改革——解读《断酒肉文》

本文以解读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为中心,从儒、释两面考察梁初僧团素食改革运动的思想史背景。《断酒肉文》的写作时间在天监十七年（518）,所依据的佛教经典主要是《楞伽经》和《大般涅盘经》等大乘经典。素食运动的展开,是大乘佛教兴起和本土素食传统的合力所致。为了调和部派戒律与大乘经典的不同说法,南朝的义学僧人发展出“渐进制戒”的解释方式。与此相应,南朝的士大夫也用类似的方法对礼制作出新解释,用以调和儒释。这种解释在南朝後期逐渐被新的学术形态取代,随着伪经《梵网经》的流行,大乘戒法以条文化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汉至北魏秦州佛教史料与麦积山石窟(二)

北魏佛教受凉州佛教及其它十六国佛教影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成帝复兴佛法直到北魏灭亡,佛教持续兴盛.以云冈、龙门等为代表的大量石窟寺的营建,以及其它佛教遗存都是北魏佛教发展和兴盛的实证.泰州一带,麦积山石窟也开始大量开凿,终成为陇右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也成为陇右佛教的中心.史料中高僧的活动、地方官员的奉佛以及佛教势力的增长等,都表现出秦州佛教的发达,并且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有很大的关系.     

宝志"食鲙"文献引录略述

宝志是南朝齐梁时代的一位神僧,生前曾受梁武帝崇敬,亡后更有大量神异传说流传.比如关于其"食鲙"的传说,即见于从唐至明众多典籍,而在文献记载的相承中又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     

內律與俗法——從《續高僧傳·智藏》再探南朝政教關係

《續高僧傳·智藏》記載智藏與梁武帝關於僧團制度的辯論,實際發生在梁武帝天監年間,而非傳文所言普通年間。在此期間可考的兩件判例以及齊、陳兩朝的相關議論表明,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決,再由律僧斟酌詳定,這是不同於北朝、隋唐的審判程序。智藏與梁武帝關於提婆達多的對話,是暗引《大般涅槃經》的典故,以提婆達多爲佛陀教說方便示現,具有鮮明的南朝解經學特色,在當時的儒家論議裏也有反映。宋元以降的佛教史家不理解南朝談辯的內涵,也錯失了智藏與梁武帝二人爭論的真正焦點。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僧團戒律與世俗法律在審判程序中的分割問題。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从出土文物看小乘佛教在西双版纳的传播

小乘佛教是云南傣族全民信奉的宗教.关于小乘佛教如何传入西双版纳的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笔者在本文中将综合历史文献及文物佐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专家学者.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后来分裂成上座部、大众部两种部派佛教,上座部即是保持原始教义的小乘佛教,大众部即大乘佛教.大众部主要流行在印度中部、西北部和西部,东汉时经中亚北传入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上座部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后来又从斯里兰卡传到中南半岛诸国和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聚居的南部和西部,通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2016年12月,庆阳市博物馆承担了甘肃省文物局《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课题项目后,先后在陇东地区对佛教遗存开展了野外考古调查工作.据调查,陇东地区的佛教遗存主要有石窟寺、佛教造像、佛塔、石经幢四种形式,与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分布、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陇东地区的佛教遗存为主要...     

读《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佛教地理方面的相关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刘汝霖的<中国佛教地理>,可是之后几十年却一直进展不大.这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佛教地域性的讨论,可大多夹杂在佛教史的专题研究当中.作为历史文化地理分支之一的历史宗教地理,一直未能出现较有规模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