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蒋还是害蒋?——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

西安事变发生猝不及防,张杨兵谏,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一时大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中党政军要员对待事变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以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讨伐张杨;一是以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为首,力主和平解决,双方曾争执不下。后来有人认为,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办法,其用心是加害于蒋,欲取蒋而代之。这一说法曾被许多人接受。本文作者重新回溯了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及地方实力派中各色人等的表现,明确提出何应钦并无害蒋之心,他的所作所为同其他人一样——力保图救其主子蒋介石。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主和派的和平救蒋活动刘灿华一主和派和平救蒋活动西安事变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如何处置事变问题上,一开始便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武力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在事变期间,双方一...     

商震在西安事变后的冷静

<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紧急调兵进攻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趁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理,分为和战两派,但“讨伐派”究竟包括哪些人?过去并未见有具体的考察。实际上,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最初主战,其后迫于各种压力,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讨伐派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力行社与西安事变

力行社与西安事变徐有威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成员、特别是以戴笠为首的力行社特务处特务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后，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力行社和东北军的最早接触可上溯到１９３４年５月成立的“四维学会”，张学良试图通过建立这一新团体使黄埔系和东北军充分合...     

评贵州“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是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这一事变的发生是贵州军阀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如何评价它,是研究贵州军阀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析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意图

析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意图陶爱萍西安事变时,何应钦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严厉地谴责,力主讨伐张杨,传统学术观点认为,何应钦想置蒋介石于死地以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对何应钦作了不指名道姓的谴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     

身份与角色: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以往学界对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她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原因。本文试图借鉴社会学关于社会角色与身份的理论方法,从身份与社会角色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中国的端纳”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的战和之争

1936年12月12日下午3时50分,何应钦从驻潼关的军长樊松甫转来的电报中得知蒋介石在西安“失踪”。一个半小时后,才收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正式证实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震惊之后,他立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令切断南京通往西北的交通和电讯,严禁扩散张、杨对时局的宣言,禁止西北方面的报纸流入南京。南京的军警也处于临战状态,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文鸾史学界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已作了多方探讨,并对事变有关人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宋美龄这个重要人物所起作用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多将其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泛泛而谈,仅停留在＂起过积极作用＂或＂催化作用...     

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

本以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资料”中的往来信件为主要史料,重点分析西安事变后他与蒋介石、宋美龄、戴笠及前东北军将领的关系,描述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软禁生活、思想变迁与人际交往的基本状况,揭示由此折射出的国民党内特殊的政治生存与人际关系,以期加深对张学良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心理探因

本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原因,指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是促成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促成这一转变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