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正>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     

元《处士胡堂墓志》考述

浙江龙泉市出土的元代胡堂墓志涉及王氏高丽史籍有载的梁载、洪彬、崔濡等三人以及元末处州集团重要人物胡深及其家族发展史迹,对于研究元丽关系史、元代浙东地区士人家族发展史等有重要的价值。     

元仁宗答里麻失里皇后小考

<正>谈到出身高丽的元代皇后,一般人会立刻想到元顺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其实,元仁宗也有一位高丽皇后——答里麻失里皇后。答里麻失里皇后之名,见《元史》卷一○六《后妃表》。据《高丽史》卷一○四《金周鼎附金深传》,她本姓金,高丽显宦金周鼎孙女。父金深,"元授高丽都元帅,     

元代山东诗人的时空分布与群体特点

元代山东诗人共有126位,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泰安、济南、济宁、菏泽等地,总体上呈现从西到东递减的趋势,与自然地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元中期与后期两个时期,与元诗发展的趋势相同。大蒙古国时期的山东诗人虽然数量有限,但对朝政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元代山东诗人中值得注意的是东平诗人群与全真教诗人群,体现出地域文化的影响。山东诗人参与很多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活动,他们的西域纪行诗和上京纪行诗最具特色。     

元代的山东东西道辖区考析

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和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为地方行政机构,它的辖区有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元史》对此记载模糊。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为监察机构,它的监察区域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辖区缩小无关,元代中后期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的辖区和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域并不相同。     

书讯

《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陈燮君主编,郭青生、陈曾路策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定价88元。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大展"的随展图书,具有研究与图录双重性质,共收录了11篇元代青花的研究作品,通过对宏观历史发展综述、艺术特色、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海外贸易、工艺美术、研究综述、海外贸易、落马桥型元青花等领域的研究,并以相关展览"2001年台北‘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特展回顾"收尾,反应了从博物馆视角对元青花领域研究的独特理解。     

读《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谈到元代的海外贸易 ,陈高华、吴泰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当属开山之作。此书成书于 1981年拨乱反正之时 ,其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17年之后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一领域的又一部新著——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这部 2 5万字的学术专著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挖掘和内容的创新 ,将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 ,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综览《研究》全书 ,至少有如下三个长处或特色 :第一、较多的创新与突破。“官本船”是元代海外贸易中一种重要的运营形式 ,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元政…     

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纪年铜权考析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40枚元代纪年铭文铜权,铭文中有关纪年、发行机构、铸造地点以及称量数、权重等信息,为研究元代的行政区划、机构职责、贸易往来以及度量衡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元代辽宁地区不仅与北京、河北、山西等较近地区进行贸易,也同较远的湖南、四川等地有贸易往来。大都路铜权铸刻的八思巴文、回鹘蒙文、波斯文等铭文则表明了元朝贸易的国际性。权上铸刻明确的称量数、权重,表明元代已经能够制造定量权。     

福建与东亚贸易的三个关键时期

1250年至1350年的100年是中国的宋末元初时代,也是东亚贸易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东亚以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之间的贸易体系建立为其特点。此前,东亚贸易主要是中国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日本并未深入这一体系。但在宋末元初．日本船只访问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以黄金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钱。其时,日本正进入商品经济时代,     

日商焚掠庆元事件考略

元代的中日邦交虽然未达到国家层面,但民间贸易并未在此时期中断。元代的宁波(庆元)是元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同时也处于元代对日战略布置的海哨前沿。但伴随贸易行为的活跃,庆元官吏与日商产生摩擦冲突,致焚掠庆元事件的发生。焚掠庆元事件是元日贸易经济往来下引发的,日本商人使用硫磺焚烧庆元城建筑的恶性事件,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元朝政府对沿海海防的重视,进一步加强贸易限制,提高了对日警惕。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唐代"登州海行人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北京地区元代瓷器发现与研究述评

13世纪元帝国定都北京,使其成为了一个四方民族、中西文化、商品物资荟萃聚集的世界性都会。瓷器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商品贸易信息的载体,是研究元代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60余年考古工作的积累,元大都遗址以及北京其他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元代瓷器。学术界从精品瓷器的特征、生产工艺、贸易销售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器物层面的讨论,丰富了对元代制瓷业发展的认识。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研究视角、研究模式同一化等问题。转换视角,扩展视野,进行综合性研究应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宋金瓷器池塘水禽纹初探

池塘水禽纹是11世纪后期兴起的瓷器组合纹饰之一,有"通景式"和"小景式"两种基本构图,宋画莲塘、沙汀小景为其重要的粉本来源,反映了宋金制瓷业对于绘画艺术的借鉴与吸收。此类纹饰与元青花莲塘水禽纹在题材、构图、细节特征、名称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表明宋金及元代以后瓷器池塘纹样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高丽青瓷蒲柳水禽纹并非源于辽代壁画,从装饰内容、构图、风格等方面来看,其产生可能受到了磁州窑类型彩绘瓷器的影响。     

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北宋、辽时期的朝鲜华侨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统一中原,史称北宋。这时中国地方部分地区及东北地区为契丹族所建辽所据。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为高丽王朝。高丽与北宋、辽皆保持朝贡关系。侨居高丽的华侨众多,为古代朝鲜华侨高潮时期之一。北宋人多从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1984年以来,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先后从如来殿佛(图一)脏中清理出三种元代藏经,为国内第一次发观,意义重大。现将藏经的版式内容浅析如下。一藩王印本与《普宁藏》藩王印本指的是高丽国王王璋印造的藏经,仅存《付法藏因缘经》一册(图版壹:1、2;图二、四)。经折装,千字文编号"飞"字号,硬黄纸书衣。书品高31.6、宽11.2厘     

丝路外销高峰时期的元代龙泉窑青瓷

正瓷器作为元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呈现出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分布的趋势,元代贸易瓷在亚非欧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从目前已知的海外考古发现证明,龙泉窑瓷器的数量占比最高,其次是景德镇窑青花、青白瓷,以及福建地区窑场产品也占有一     

元代市舶制度简述

继宋代以后,元代的海外贸易又取得了大的发展。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只就元代市舶司制度及有关内容作些分析,供参考。 (一) 元代的海外贸易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当时,南宋王朝还没有最后被消灭,但东南沿海地区已为元兵占领。元王朝“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角旦寸)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这是元代最早建立的四个市舶司。     

倭寇与丽日关系

高丽王朝(936~1392年)的四百余年间,与中国政权建立了以"事大"为宗旨的外交关系,而与东邻日本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着安孝大王十一年(1223年)五月倭寇入侵金州,高丽的倭寇之患开始。高丽王朝在积极防御和打击倭寇的同时,开始向日本国派遣使节,两国开始了官方接触。元征日本之后,丽日关系出现低谷,但是随着倭寇入侵的加剧,高丽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倭寇入侵促进了高丽王朝同日本的官方交往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