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曾被假枪毙

1966年8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就在这天的一大早,我被红卫兵从单身宿舍的床上拖了下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给挂了一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牌子。顿时如坠五里云中,脑海里立即闪出了几天前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狼狈相,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类。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正"文革"中受批斗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正>他结束了我的苦难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     

逃离虎口

1947年,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我父亲梅龚彬则是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我们全家都住在当时广州中山大学的所在地——石牌。当年5月,全国各地追随北京掀起了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5月30日,广州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决定疯狂进行镇压。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幕后组织者(事实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和军警闯入石牌,到我家逮捕了父亲。正当我家陷入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些进步学生,他们听说国民党特务到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胡风分子、诗人冀汸的女儿殷殷给我打电话,她说：“贾（植芳）伯伯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刚才。”我一下被吓住了,就在几天前,我刚去医院看望了他,进门只听见贾叔叔大声地说：“小莲,你怎么没有给我带水果来啊？”顿时引得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干校挨斗记

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1969年9月下放干校．1970年 初又斗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四年后离开干校。唉,倒霉事全让我碰上了！我说我不是“五一六”,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说：“中央已经有你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反军的罪名担当不起,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话音未落,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

这里说的“三反”,不是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而立之年有幸躬逢史无前例的“革命”,荣获“三反分子”的桂冠,蒙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洗礼,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重游钓鱼台芳菲园想起的

钓鱼台是我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重要场所。我亲自参加了它的修建工作。1958年"大跃进"时我还在外交学院上学,就参加了两次义务劳动:一次是修建两座楼间通道和一座小桥,以增添"小桥流水" 的情趣;另一次是负责擦净一座楼的全部玻璃窗,以迎接十周年国庆正式开幕典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园中最大的十八号楼(即现在芳菲园原址),它首次开放就接待了当年"N0.1好朋友"赫鲁晓夫。可是吃力不讨好,反被第一位国宾指手划脚挑了一番毛病,真是碰了一鼻子灰。     

节约成本

我已经忘了那件事是如何收场的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绝对不能欺骗客人。哪怕实话实说,效果也一定比说谎来得好。出门旅行,难免要考虑成本问题。去年我带家人去北欧玩,因为假期有限,所以只设计了14天的行程。心里还是有些遗憾的,觉得如果能再多几天空闲,行程就不至于那么紧张,就能多去几个国家,玩得更深度一些。但后来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这14天的预算,已经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了,如果再多几天,我恐怕就吃不消了,毕竟在高消费的北欧,多待一天就要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奥斯藤：我们再来看记录。在最后的指责中,李立三说,在我们的决议中区分了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一天长一点

我是一个在扩展疆域方面野心勃勃的小帝国,对新鲜的知识、品格的改进、情感的扩张我很有胃口。如果有一天什么也没干,我就开始焦虑。如果有两天什么也没干,我就开始烦躁。如果有三天什么也没干,我就开始抓狂。不行啊,不行了,我食不甘味睡不安枕,仿佛亲手杀了三个无辜的小孩。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古汝村从濒临灭绝走向新生

政府向农民发放种粮陈宗烈摄多庆湖有多深,古汝的灾难就有多深;“曲辛”英雄流了多少血,古汝人民就流了多少泪。东方升起的金太阳,是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这是亚东县堆纳区多庆乡古汝村翻身农奴在“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以下简称“三反双减”）运动取得胜利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共亚东县委派出由我担任队长的十人工作队,进驻堆纳区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为了使运动健康发展,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我和其他三位同志进驻多庆乡古汝村蹲点。遵照县委指示,我们进村后立即挨门挨户进行访…     

八十三张反动标语案

我是"八十三张反标案"中六名"案犯"之一,且是最年轻的一位,书写、张贴标语时仅17岁。45年前,我与钱万胜、唐玉振、张振起、尹宏、冯宗臣,于1967年10月3日深夜在滦县老城城关贴完"反标"的第二天清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滦县西关部队的辛团长亲自指挥4814部队的两个分队,一队封锁进城赶集的各个路口,一队迅速揭下所贴之"反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有人竟敢贴出了《告滦县人民书》及"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标语,不啻晴天霹雳,震惊全县,波及周边。"八十三张反标案"遂成为196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胡风案件和“右派”学生

今年是“胡风案件”50周年,也是父亲胡风逝世20周年。关于“胡风案件”中涉及的这一群体的情况,我曾编过一本《我与胡风———增补本》,里面有“胡风分子”或他们的友人们感人的回忆;至于有关我父亲的情况,我母亲曾写过《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一生,并为他说清楚了一些情况。甚至我也写过一本回忆我父亲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只想从鲜为人知的另一角度来谈一下“胡风”一案中的另一部分受害者。他(她)们是主动撞进枪口的,即在“反右”运动中坚持正义为胡风说话的一大批学生,他们因为替“反革…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就这样,舟曲一下子面目全非地出现在了我面前。 而就在几十天前,我还曾路过那里,当时还一如既往地想：下次一定好好在这里多住上几天。那是我第三次路过那里。     

陈毅为何敢保“AB团分子”唐天际

正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位于江西吉安的红22军军部的禁闭室里,一位个子高大、二十五六岁的红军军官在愤怒地拍着门板,吼叫着:"放我出去,我不是AB团分子!我要见陈毅军长!"——他叫唐天际(1904-1989,湖南安仁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时任红22军第60师师长。他真是AB团分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