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

学政掌一省之学校政令和岁科两试,是管理一省学校教育之官.本文通过对清代学政体制从学道变为学院的过程的考察,指出虽然在法令上看,从雍正四年起才以加衔的方式使学道都成为学院,但在实际上,雍正即位后,从未任命过一位学道.雍正朝将学政由学道改为学院,在体制上完成了一项变革,各省学政之官不再与地方督抚有统属关系,获得独立选拔人才的权力.     

试论雍正对学政制度的发展

雍正在位期间对学政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主要表现为:将学道改为学院、严密学政的简用程序、大规模选用翰林官充任学政、设立学政养廉和推行学政密奏制。这些改革是雍正时期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益于学政制度的完善,又促进了其他改革的深入开展,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     

考生·考官·学政——试论洪亮吉的科举人生

洪亮吉十四岁学习写作八股文,开始科名之争。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三十多年,四十五岁成进士,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十八岁奉命视学贵州。从其考生、考官、学政的经历可以管窥乾嘉年间科场实况,这对于研究乾嘉年间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知价值,亦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士子心态与社会风气。     

泰州学政试院头门彩绘的保护与修复

泰州学政试院头门彩绘被清漆和大漆覆盖,由于清漆老化,出现发黄、剥落等病害,使彩绘变得模糊不清。为更好地保护和展示彩绘面貌,通过化学溶胀的方法,有效去除彩绘表面的清漆和大漆,并用隔离膜材料将原始彩绘进行保护,再在隔离膜层上进行彩绘的复原,最后对彩绘进行全部封护。学政试院头门彩绘保护修复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为同类型的古建彩绘的保护与修复提供有益的参考。     

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心

1903年前后是学制变动及科举改制的关键时期,既有的研究多关注国家层面及科举制本身的重大变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关照则相对缺乏。时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作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缘督庐日记》的主人,留下大量为官处事的生动记载,留心挖掘不难窥见晚清地方官场生态的种种复杂情况:迎来送往占据了叶的大量时间;礼物收受虽使其良心难安,但迫于官场规则乃至生计仍不得不为之;学政事务繁杂,处理时既有原情通融之处,也有坚持原则之时。更为重要的是,八股废除后,科举改重西学与时务,叶昌炽本人虽在一定程度上浸染西学,读西书,出西学题目,但难掩其对西学冲击下能否"保教"的深切忧虑,以致对革命或其他现代思想有消极之抵触。可以说,叶氏所出"论中西官制相通"之类考题背后所隐藏的,恰是其对"西法实乃中法"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既是传统学问熏陶下的必然,也是对儒学根本地位不容动摇的顽固执念。     

江苏学政驻节江阴

一、江苏学政沿革 江苏学政是专管江苏地方教育的官吏。在隋唐以前,我国地方教育由地方官吏兼管,宋代开始设置提举学事司,掌管地方学务。明初,朱元璋发布“武二科取士”令,规定八股取士法和3年大比制度,由巡按御史、布政使、按察使和府、州、县行政官主持地方考试。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在当时所设南直隶(南京)和北直隶(北京)设提督学道,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阮元平海盗

<正>阮元被后人建祠纪念,说明有功于人民者,人民就不会忘记他。阮元(1760～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体仁阁大学士。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幼聪颖异常,26岁高中进士,因才华出众,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褒奖。29岁那年,阮元外放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1795),改任浙江学政。嘉庆四年,乾     

教师、学校、功课考略

封建时候,朝廷用人,须进行分科举荐(即科举),当然也与教育密不可分。对教育的管、教、学的职能机构及从教工作者,殷周时已有“师保”之职,渐后称之为学官,也称教官,是“学”、“管”与科举三者合一的职能官员,到明清时候有学政(学台),专管教学及举荐之事。     

清朝四川两个贪赃枉法的学政

清代之学政官,被人们视为清华,经过考差,由吏部列名报皇帝审批后简派,因此,享受钦差的待遇。在政治上与省的总督、巡抚平行,知府以下的官员皆执属员礼,并对总督、巡抚以下之官,有权密摺纠弹,而且明规定,学政的办公与驻地必在省会城市。在经济待遇上特别优厚,除应得薪俸外,还有养廉银,     

清末各省大学堂与现代中国大学的缘起

1901年9月,清廷应两广总督陶模奏请,谕令各省设大学堂,前因虽是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倡言在省会改书院为高等中学,却是混淆专门学的高等学与大学,令疆臣们进退维谷。袁世凯率先想出挂羊头卖狗肉之策,以大学的名义办中小学的正斋、备斋,化两难为两便。各省争相跟进,纷纷效法,上演了一出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闹剧。壬寅、癸卯学制拨乱反正,重回各省高等学堂的轨道。不过,作为普通学向专门学的过渡,来自日本特有的高等学堂究竟应该是一省教育的最高学府,还是大学堂的预科,直到民初仍然聚讼纷纭,摇摆不定。而各方就此展开的争论,对于时下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仍有借鉴作用。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建设进程——全省党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理论研讨会综述

全省党校系统近日在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召开了“全省党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理论研讨会,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研讨会中探讨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见证辉煌 推进发展 展望未来——全省党校系统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9年9月28日,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召开了“全省党校系统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研讨会中探讨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省志编纂工作组织推进体系的探索与创新

组织实施省志编纂是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和主要工作内容。随着第二轮省志编纂工作的全面展开,各省都在积极探索组织推进的方式、路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做法是：围绕政府主持做文章,抓住社会参与谋思路,借用市场运作出实招。依靠政府,建立坚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体系;面向社会,建立精干多元的修志参与体系;借鉴市场,建立规范有效的运行监控体系;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省志编纂工作的健康发展。     

“停部选”与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改革

晚清以来,随着督抚权力的扩大,原有的部选与外补并存的州县官选官结构受到冲击。新政开始后,清廷不得不停止部选,将州县官的选任权交给督抚。但由于停部选涉及吏部与督抚的权力,带来二者的利益冲突,从而使这一改革表现出新制与旧制纠葛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问题。"停部选"实际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过渡的过程,并没有完成。     

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清代湖广分省与清代省制的变化息息相关,分省标准和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从湖广左、右布政使司分驻到改名,再到分闱,巡抚改名,湖广分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乾隆中后期,地方志与中央官修史书开始重新构建湖北、湖南两省形成的标准和时间。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时间不能简单地以某个时间点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