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经注》

<正> 我这次读《水经注》是用陈桥驿教授点校的本子,陈先生说“我所采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在所有不同版本的殿本中,无疑是最好的本子”。最好的本子加上陈先生的点校,当然是现在通行最好的一种版本。不要说“校”,标点古书也并非易事。过去,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     

试论王云五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中的地位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持的1921——1946这25年间,出版各种文化学术新书16725种35664册,其中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最多,约200余种4938册,占这一年全国出版新书9438册的52%。无疑,这是商务印书馆的蓬勃发展时期,是商务印书馆全体员工和广大学术文化界人士共同辛劳的辉煌成果;王云五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1921—29)和总经理(1930—46),自应有其一份功劳。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被毁,他能迅速挽回颓局,取得比战前更大的业绩,实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王云五是个资产阶级出版家,一切是从他所属阶级利益出发     

读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贺昌群先生所著《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新近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商务印书馆文库》之一种重新校排发行。该书出版于1947年,分上、中、下三篇。1974年,台湾三人行出版社曾将此书再版。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该书“下篇”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出版。在50多年后的今天,贺昌群先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全书能由商务印书馆再版重印,无疑是思想史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就“五四”以来的学术界而言,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人多始于先秦诸子,精于先秦诸子,甚或终一生之力沉潜于此。对于魏晋玄学这一先秦诸子之后又一次思想绚烂的哲学与社会…     

李泽厚:美的历程

李泽厚可谓中国当代思想界一个巨大存在。他创造的词“积淀”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学者刘再复盛赞李泽厚是“中国现代美学第一小提琴手”。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对许多人产生了“直接启示”。学者易中天曾直言:“学问可以有另一种做法,文章可以有另一种写法,人更可以有另一种活法。永远走自己道路的李泽厚,无意间成为我人生转型的灯塔。”     

散文家陆蠡

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和“中华”是牌子最老的，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好象是报纸中的申报，民间把它当作报纸的代名词，称之为“申报纸”，一份申报寄到乡下，大半个月后还在人们的手中辗转传阅着；只要是申报上有的，大家就会深信不疑。商务和中华也有这种甚高的威望，从高大册到中小学教科书，都无不信赖有加，供销两旺。接下来要数北新书局和世界书局，至于开明书店和化     

自学成才的出版翘楚——王云五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素来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1921年,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等拟邀请北大教授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一职。胡适则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在当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他（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     

胡适人生的最后三年

1957年冬,几经推辞的胡适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力劝下,顾不得潮冷又潮热的气候不适合他因早年“透支”而今过于衰弱的心脏,最终决定弃纽约而归台湾,允就“同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院长一职。     

《苏魏公文集》阙文补证

《苏魏公文集》由苏颂幼子苏携编成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流传诸本,现已得见者有苏颂裔孙苏廷玉道光廿二年(1842)重刻本和同治四年(1865)苏廷玉侄孙苏万灵重印的苏廷玉刻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廷玉刻本及苏万灵重印本《苏魏公文集》卷二十中“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一文,首句“因臣僚上言”前留出空白七行多,并注明“以上原阙”.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苏魏公文集》卷二十“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一文(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第272页)首句前不空行,不注阙,为突兀而来的“因臣僚上言……”.     

涵芬楼：含善本书香的文化坐标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1903年,张元济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在编辑工作中,常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翌年,他便开始筹建编译所资料室。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为充实涵芬楼的藏书,张元济“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     

商务印书馆与《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

<正>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知名的出版机构,曾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图书、期刊,其中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为其代表性的大型丛书。该书规模庞大,内容包罗万象,可谓是“小型的图书馆”,而且在编辑发行上都有其特色,在民国图书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四时期的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而在 １８９７年初创时,“仅置备三号摇架机三部,脚踏架一部,自来墨手扳机三部,手掀架一部”和少量中西文铅字器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家小型的印刷厂。只能印刷一些商务上用的簿记。账册、票据之类。但商务发展迅速,到五四以后已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一家初创不足４０００元的小型印刷厂何以在社会巨变的五四以后发展成为出版界的巨子？对此,曾任商务经理的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印刷业者为主,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的确…     

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

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研究曾经历了从冷落到恢复兴起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这曲折的经历中,也可看到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摆脱“左”的禁锢,拓展研究层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一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像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造者,杰出的出版家。他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是商务印书馆给他提供了绝好的用武之地。     

『司务长』杨德炎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曾任我国驻西德大使馆一秘、驻瑞士大使馆文化专员,后任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1970年春,他下放向阳湖时,才满25岁,是咸宁干校年龄最小的“五七”战士之一。     

重温百年商务印书馆与福建知识分子的故事

<正>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正值中国岁月动荡、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局之下，商务印书馆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办教材、出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在夹缝中探索着“开先启智、守正出新”的道路，对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传播贡献巨大，被誉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张元济在第一次院士会上的“刍荛之言”

1948年的秋天,南京的天空阴沉着。秋风刮起来,卷了法国梧桐肥大的落叶,打着滚地向前。一辆三轮车从新街口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驶出,向鸡鸣寺方向奔去。天空中下起雨来。三轮车上的这位老人,看着蒙蒙烟雨,却无心品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这位心怀隐忧的老人,正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

马克·布洛赫是我国学术界熟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 ,他的《法国农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介给我国读者。现在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中译本 ,可以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布洛赫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封建社会》以“总体史观”为指导 ,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 ,对西欧封建社会做了超迈前人的研究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研究方法被年鉴学派的几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 ,《封建社会》一直在推动着国际学术界对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为了使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一史学名著 ,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从相关角度笔谈该著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希望这一著作的出版和笔谈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 ,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有关术语的翻译在习惯上有所不同。如 ,在现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中 ,“封土制”一般译作“采邑制” ,“封君封臣关系”译作“附庸制”或“附庸关系” ,“封主”译作“领主” ,“封臣”译作“附庸”。这些不同译法属于约定俗成 ,并     

嘉惠后世的出版家王云五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王云五”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但倘要说到中国20世纪的文化出版事业,那就不能不提到他。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25年,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王云五的下半生在台湾度过,重新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16年。     

“商务”百年纪念盛事录

“商务”百年纪念盛事录□本刊记者孜人【一】１９９７年４～５月间,为纪念“商务”创业百年,全国数１０家大报大刊及电视台,曾纷纷开辟专访、专栏、专版或专刊,发表纪念文稿数百篇,可谓中国出版界的世纪盛事。１９９７年５月,新闻出版署和商务印书馆在人民大会堂、...     

曲英杰著《史记都城考》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研究员《史记都城考》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支持下，200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凡50余万字。该书对《史记》“本纪”、“世家”、“列传”、“年表”中所记六十余座都城的地望、规模、布局、街道、宫殿、官署、市场、民居等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