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在他的诗歌中能积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梁启超曾经把丘逢甲称为晚清"诗界革命巨子"。当代著名的清诗专家钱仲联对丘逢甲在"诗界革命"中的作用也高度肯定。本文主要探讨丘逢甲诗歌的主要特征和他对推动"诗界革命"发展的作用及其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历史的文学书写——读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学革命”的另一面》

作为以文学研究著称的陈平原先生,以其文学研究的视角来展现"史学革命"中的"文学书写"一面。经笔者阅读思考,暂将文章分解、重构为三部分,即"‘文界革命’的影响"、"述学文体的经营"及"文人习气与史家的文章技术"。以上三者围绕史学革命中的文学层面逐层递进、展开,我将对此进行解读。     

陆正亚“右派”案件平反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演示实验提出正确见解的青年教师,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值得庆幸也令人称奇的是,在极左的“化大革命”中,他却获得了平反。这就是原安徽省政协六、七届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正亚的遭遇。这期间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回忆起来,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     

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密码脑袋”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即便我偶尔提到这个话题,父亲也总是笑而不答。“文革”期间,父亲被罢了官,遭到关押,又身惠重病。 在医院里,为了让我坚定革命信念,他开始零星地谈到了他在红军时期的经历。经过许多次谈话,我才对革命战争时期父亲从事的工作有所了解。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纪念。     

刘湘与重庆“三三一惨案”

1890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湘,在民国历史上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从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始,历任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主席,近20年以川省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活跃在军政舞台上。他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刘湘居于四川统治最高地位时期反对人民革命的突出表现之一。     

“罗得岛问题”与美国的代表制民主

罗得岛问题是产生于罗得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制宪运动中的一个有关人民变更政府的权利的问题。围绕该问题的争论既是革命时期政治辩论的延续,也是革命时期构建民主政治的继续和发展。罗得岛的改革派和反对派分别诉诸革命时期激进派和建国精英们的话语,对人民主权的含义、多数统治的限度,以及人民的革命权等美国代表制民主的若干根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而罗得岛问题的结果也表明,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美国民主的制度内涵和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转变原因探析

一个人的思想及政治主张的转变绝对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对自己经历的总结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的转变,正是对自己和党成立后种种革命行为的考量,同时也是由当时革命的大背景急剧变化所致。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即时代背景因素、个人经历及思想认识因素、实践经验因素解析这一转变原因。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高家花园”春秋之二

六、人性与良知超越阶级局限历史上任何时代,统治阶级营垒内部,都会有开明之士出现。他们或因明智,看清时代潮流;或出自良知与正义感,往往对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力量表示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社会激荡剧烈之际,在旧体制中更将分裂出叛逆者和对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近代“高家花园”人物便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多样性群体。高家对革命的同情,应当首推高昌适(字可亭,1891-1958)。他是上世纪30年代文笔街高家花园的家长,假若没有他的豪气、胆识与开明,就不可能容纳中共贵州省工委秘密机关在高家长期隐蔽活动。高昌适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     

内务部长曾山在“文革”中

曾山是从江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1926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担任江西省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人死,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的。     

“末代皇帝”瞻仰革命摇篮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监狱服刑改造后得到特赦,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上了文史馆馆员。为了让赦免人员看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目睹祖国的强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通过实地参观革命遗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周恩来总理批示:“邀请北京文史馆员们去南方参观游览。”参观团的成员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有任过国民党战区司令、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康泽、沈醉等人,由全国政协派人带队,还派新闻记者跟随采访。迫不及待要上井冈山1964年3月10日,参观团从北京出发,南下…     

刘禅的“智”与“愚”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后主刘禅成为名人,也让他成为“扶不起来”的典型。其实,真正的刘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 958年以后 ,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 ,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力图对“文化革命”的源起、嬗变、内容、形成及最终结果作一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从“社会主义救中国”到“三个代表兴中华”

从“社会主义救中国”到“三个代表兴中华”,是我们敬爱的三代领导核心领导着全国人民深入实践,深入探索,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创新,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越过千山万水,不辞千辛万苦,与时俱进,才赢得的丰功硕果。     

“七贤庄”考

七贤庄在西安可以说家喻户晓。提起它人们自然会想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想起与之相关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想起其为革命、为抗战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此知名的七贤庄到底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谁建的?为什么     

徐广田与“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举世闻名。徐广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参与创建了"铁道游击队",并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了,而徐广田改变了革命立场。     

忆全国“学《毛著》第一人”廖初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作的群众运动,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作的积极分子。在这“无数”之中,论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升迁之快,首推廖初江。他不仅被名列“全国三大学《毛》标兵”之首,更是由于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年仅33岁就担任了《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铸就了他人生辉煌的极点,其政治生涯与中国的“化大革命”相始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