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中惯用的方位词“阴”“阳”“左”“右”

当今,表示地理方位常用“东”“西”“南”“北”,但在古代诗文中表示地理方位常用“阴”“阳”“左”“右”。为便于学习古诗文,特对古诗文中惯用的方位词“阴”“阳”“左”“右”的性能解释如下: “阴”,在古诗文中表示地理方位,常指水之南,山之北。如在某水     

两条战线斗争概念由来

左和右在人类历史上本来如同上下、前后一样,只是表示方位概念的单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人们又赋予左和右以褒贬的新含义。如以右为尊,以左为卑,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代表守旧、保守势力的一派议员开会时常常坐在议席的右边位置上;代表进步、革命势力的一派议员开会时常常坐在议席的左边位置上。这样,久而久之,相沿成习,于是人们就称前者为右派,即守旧、保守派;后者为左派,即进步、革命派。于是,左和右成了表示政治的概念之一。目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右错误倾向,反“左”反右两条战线斗争概念的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史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有说“我们党在长时期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科学概念,叫做‘两条战线斗争’”。还有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我国古代尊右卑左制俗与衣著左右衽

左与右,是我国汉字文化中识别方位时所创两个语词,当这种语词引申到方位上并且去为右方与左方,右边和左边,及或是右列与左列,等等作出介称时,我国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已经有了帝王时代的阶级社会,却都已寓涵有一种尊与卑,贵与贱,高与低的等级观念思维存在。即给打上     

仇池杨氏政权初期有“左、右贤王”称号原因分析

仇池杨氏政权是聚集在今陇南、陕南和川北交界处的以氐族为主体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历时约300年之久,而其政权初期的统治者自称“左、右贤王”,并非受刘曜影响,其关键在于民族融合。部分匈奴屠各徙至陇右,使得杨氏有机会与其接触并受其影响,接受了匈奴文化,使用“左、右贤王”称号。但后来因为汉文化居主流而开始汉化,“左、右贤王”称号消失。     

历史上“东南”地域简考

“东南”是一个方位名词,在我国历史上又指一定的地理和行政区域。据考,中国上古人民开始是持二维方位观,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东与南在一地理概念中。西周以后人们的地理方位概念已由四方位发展为五方位。因为中国上古文明中心都在黄河中游一带,中原地区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居于天下之中,故有“中国”、“中州”、“中原”、“齐州”、“冀州”之称,那么在中原东南方向的地土,当然就要被冠以“东南”二字了。 史书中最早用“东南”表示上述地理概念的是《周礼·职方氏》。其云:“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     

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轨迹

战后40多年来,日本国内外对日本人及其心理、文化、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具有时代特征的“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化论”一般亦称“日本论”、“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日本文化论”因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昭穆制度异议

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     

满语词“monggolikū”（项链）的文化语义探析

项链是一种广受人们喜爱的装饰物，在满语中“monggolikū”（项链）一词一直与人们的狩猎活动息息相关。随着社会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各民族间的不断交流融合，满族原有的文化习俗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monggolikū”一词逐渐具有了彰显身份地位、寄托情感以及体现价值观念的功能。本文以满语词汇“monggolikū”为研究对象，分析词语的概念、构词形式并阐释其体现的满族文化内涵。     

试论中华民族的“尚五”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五”文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将对这种文化现象作一探讨。 一、“尚五”文化概述 “五”,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数词,似乎为一个简单的数目字。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数字“五”赋予深刻的含义,将数字“五”引申、潜化、神秘化,视为一种精神寄托而崇尚,使崇尚“五”的信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尚五”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涉及的领域甚广,她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发展。直至如今,这一古老的文化仍释放出异彩。现择其部分常见的有关“尚五”文化名词及概念简辑如下:(辑表附后)     

《史记》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载:“元朔之五年春,……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又“其明年(元朔六年)春,……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左内史”、“右内史”     

文化涵化与社会进步─—青海省互助县民族文化现象透析

“涵化”是历史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涵化引起文化变迁,必然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变迁。因此,研究文化涵化与社会进步之间“必然性”的强弱、大小,将会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对民族发展、政府决策极为有利。本文拟就互助县这样一个汉、土、藏、回等各民族混居的典型民族社区在现代化变迁中各民族文化的涵化现象及其机制作一些略微之见。文化的涵化是指不同文化交往时文化特质的借取和多方位的变化过程。文化“是在血缘和地缘这种天然关系的基础上积累而成的”①,世界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各民族文化具有涵化的内…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言发覆

今日言中国史学史的,多视《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数语为不刊之论,从而总想于中国古史中寻找所谓“左史”、“右史”。其实,这是误信刘歆的讆言,在中国古时,并没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回事。     

反封建是一项大工程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新青年》一创刊就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又说,民主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国民能否“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根本条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所向,直指封建思想道德。陈独秀等前驱者分析儒学孔教,批判尊卑贵贱、三纲     

乾隆“阿大”——一枚奇异的阿克苏乾隆红钱

笔者在1999年于玛纳斯从一维民手中购得一串红钱(约百枚),其中有一枚乾隆钱甚为奇异。其钱如图(见封三)所示,重4．12g．面文“乾隆通宝”“乾”字长扁“日”,“乾隆”二字大而宽,“通宝”二字小而长。背文,穿左满文“阿克苏”,穿右5点维文“阿克苏”,穿上有一“阿”字,奇就奇在穿下是一“大”字,“大”字左撇连缘,右捺连缘,左撇右捺,“大”气十足。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清代中晚期江苏官银匠的两大独立系统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开始实行江南省左、右布政使的分治,以左布政使驻江宁．右布政使驻苏州。到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内分治的左、右布政使按照驻扎地江宁、苏州之名而称为江宁、苏州布政使。但“江苏”省之称到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以后才正式使用。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演变

四清运动中,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运动所采取的方式的认识前后有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之后,毛泽东“左”倾错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已将其“左”倾错误理论发展到顶峰,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