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九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双重统治的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家国同构＂。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三大系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格局。本文通过考察１９世纪中期战乱以前安徽上下层统治结构的相互依赖和双重统治结构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政权结构、统治秩序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

咸丰十年五六月间,为改变此前数年"团练大臣"因位低权轻而令其办团行动常受地方官掣肘的状况,有效发挥团练的卫乡和助剿作用,清廷向河南等八省委任了九位具有极大权势的"督办团练大臣"。然而,"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不但难以实现清廷所要求的"和衷共济",反而"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以致双方均感"事权不一",甚至事事牵制,处处掣肘。双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争夺地方财源以满足团费和兵饷之急需,亦有地方官员对"督办团练大臣"侵夺司法权的指控。而"事权"之争的背后,还隐含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竞争的色彩。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也标志着"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华翼纶与太平天国时期的荡口镇团练

在太平军攻占无锡、金匮地区时,无锡荡口镇成为太平天国统治区域下的独立王国,究其原因是荡口镇团练主要领导者华翼纶在领导武装抵抗太平军的同时与淮军取得联系,最后在淮军的帮助下彻底击溃了太平军,恢复了清朝统治秩序。本文认为,虽然淮军在此地击溃太平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华翼纶领导的团练在战事初期与太平军周旋、战争中期积极寻找外援和战后对正常统治秩序的恢复却是这场战事的主导角色。淮军只是以击溃太平军为目的,当地的团练组织才是保境安民、恢复社会秩序的主角。     

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国家机器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职能：一是缓和冲突和对社会事物进行协调管理，二是对人民实行镇压和统治。西周国家运用分封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了国家机器缓和冲突的职能，促进了中国国家大一统历史格局的形成。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日本教科书事件,使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中心,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     

略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的曾、胡关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11年生,比胡林翼、左宗棠大一岁。曾、胡都出生在地主家庭,都是进士出身。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京官,致力于程朱理学,兼攻古文,得到权奸穆彰阿的青睐,差不多在10年中间,由翰林院庶吉士超擢至侍郎。1852年9月,因母丧回籍守制,清政府命他为湖团练大臣帮办,这是他从办理团练到组织湘军的开始。胡林翼,字贶生,又字润之,湖南益阳人,1826年考中进士,46年出任贵州知府,组织团练,残杀起事农民。曾国藩办理团练时,曾向胡林翼讨教,这是曾、胡建立政治关系的开端。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及现代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晚清时期,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改造任务紧迫,因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矛盾、急躁和激进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利权概念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主权,是对经济独立权的诉求。利权意识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加重了晚清重商观念内在矛盾。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     

传统技术、生态知识及环境适应:以明清时期淮南盐作为例

传统技术发展演变有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背景。通过讨论江苏淮南盐区制盐技术发展的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盐作技术演化机制的复杂性。明末清初各海盐区基本废煎改晒,但江苏淮南盐区仍继续沿用传统煎法生产,成为中国海盐经济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作为中国传统盐业生产的“特区”,淮南盐区在明末清初至20世纪中后叶也经过数次废煎改晒尝试,但淮南岸段的砂质土壤与低于500毫米的净蒸发量限制了大规模改晒的可能,重煎轻晒的产销政策又使淮南煎法在清代更为巩固,进一步影响了该区域传统制盐技术革新。淮南盐区传统制盐技术演变可为前工业化技术的比较研究提供经验基础,有助于更深刻了解本土技术发展机制及其环境适应特征。     

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16世纪初玉米由美洲传入我国。清代中晚期,玉米在我国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范围内不宜传统五谷的山田坡地获得普遍推广和大规模种植。促成此期玉米在我国山地广泛种植的主要动因有四:一是玉米耐旱、耐寒、喜沙质土壤,生物特性适合山地的气温、水利和土壤条件;二是清代乾、嘉、道时期垦荒政策的刺激;三是山区外来人口对山地所有者的利益诱惑;四是市场对玉米的逐步认可和在价格上对玉米生产的刺激。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The Five Virtues theory, designed to legitimate rules,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in a cosmological system. The theory of the Five Virtues was replaced by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based on moral critic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Song Dynasty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Five Phases theory and the Apocryphal Texts, Fengshan, and Chuanguoxi, which constituted the main body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They sought to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eradicate their influence on people’s thoughts. Their high keyed and advanced political and ethical notions during the Song period became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reveal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Luo Hui from Zhongguo Shehui Kexue 中国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 (2): 177–191     

《魏书》校勘札记

《魏书》,北齐魏收撰,全书一百三十卷,分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北魏王朝兴亡史。《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最原始和最完备的资料,对研究鲜卑拓跋部的历史也有重大价值。《魏书》的整理研究,主要经历了北宋、明、清、近代等阶段,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点校本《魏书》,集《魏书》研究之大成,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但有些地方仍可进一步商榷。本文以标点本《魏书》为基础,比勘了有关版本并参考其它典籍,撰成校勘札记若干条,冀为《魏书》之整理研究,贡其一得之愚。     

论清代贵州传统邮驿的历史变革

清代邮驿是中国古代邮驿发展史上最后的一个阶段。入清以来,贵州统治者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完善邮驿制度,为的是使邮驿系统发挥它高效、严密的作用,为封建帝国的运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尤其是西方信息传递方式的传入,贵州传统邮驿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最终被近代邮政所取代。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略谈云南出土翡翠

按1955年《文物考古参考资料》记载,1953年8月曾在昆明北部莲花池、刘家山、荷叶山一带为配合昆明工学院基建进行过一些清代墓葬的发掘,获得了一些元、明、清时期的玉器百余件,但未正式发表发掘报告,从随葬品的特点推测是清代中期至晚期一些达官贵人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