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从第一次会谈的停战三原则到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到后来的“一动不如一静” ,反映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过程     

红军与东北军为推动全国抗日的新证——近现代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

今年3月,纽约邦瀚斯拍卖公司拍出一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原始文献及其他资料共8种数1 0件,其中最为珍贵而引人关注的是彭德怀、毛泽东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名义写给张学良的信函,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给张学良的信函、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协定》以及张学良关于处理后事的手记等几个文件.兹根据拍卖公司在网上公布的照片和介绍,对前三个文件作如下初步考证和评估.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making of the 1956 twelve-y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Abstract

In 1956,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a 12-year pla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e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1956–1967’), often credited as a visionary blueprint for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s and industrialization. Ye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lan was not the 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contestations and compromises amo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leaders, especially between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an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elite. I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making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was shaped by the cold war geopolitics, national developmental aspir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especially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A.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而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又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富尔访华初期,中法虽都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会谈陷入僵局。其后,中方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直接建交方案,最终在三项默契基础上同富尔达成了一致。中方把最终形成的默契以文本形式交给富尔,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总的看来,该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法国在其中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法台不再保持"外交"关系等义务。但谈话要点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与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再认识

1956年,为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目标,周恩来亲自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周恩来是新中国计划科学的积极推动者,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有力支持者。回望周恩来及其当时科学工作者制订科学规划时的“初心”,对于今天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既要制订好科学规划,更要贯彻落实好科学规划;同时,制订科学规划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科研生产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与人民政协事业

毛泽东在指导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人民政协,并将人民政协作为民主政治的象征,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人民政协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挫折,人民政协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遭到破坏,但毛泽东坚持将人民政协保留了下来,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先河。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中美首次高级会晤中的交流与交锋——来自中国、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1971年7月9～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会谈。这是中美两国政府交往中断了20年后的第一次重要高级会晤。这次会晤有两个目的:一是商讨尼克松访华的时间、主题、性质和可能的结果等问题;二是就双方关心的亚洲和世界和平问题进行讨论,为尼克松访华成功奠定基础。具体而言,会晤商谈的问题包括七个方面:台湾、印度支那、与苏联和日本等其他大国的关系、南亚次大陆、建立中美安全的沟通渠道、军控和尼克松访华公告。会谈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精神万能意志论 还是实事求是唯物论——国外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研究评析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本文认为,“唯意志论”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观点,它缺乏对毛泽东意志观的历史性考察,它用晚年毛泽东的错误统摄其终生的理论与实践,并把错误理解了的和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考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开始并不想立即制定1954年宪法。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于1952年10月访苏时就中国暂不制定宪法而由《共同纲领》代替问题请教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坚持中国应尽快制定宪法,中国遂转而积极制定宪法,并于1954年颁布。1954年宪法的制定工作是认真的。但由于形势的迅速转变等多种原因,宪法的实施却成了问题。     

刍议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建党学说和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建党思想所折射出的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长盛不衰的民族精神。研究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联,对于加强现阶段党的建设以及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

中国人民大学是刘少奇在秘密访苏期间提出创办的,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直接领导并亲自主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刘少奇的悉心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基地;在办学中既学习了苏联经验,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束了旧中国工农无法受高等教育的历史,培养了大批的工农干部;学制灵活,办学形式多样。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高校改革起了示范作用,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与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步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够,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周恩来最先认识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派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环境大会。这次会议使代表团成员深刻认识到了环境保护问题的必要性。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随着《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实施,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茅台酒与当代名人

《茅台酒与当代名人》反映茅台酒与中国当代名人主要是毛泽东一身与茅台酒的有关故事。折射出毛泽东利用茅台酒为其政治服务以及他对此酒的钟爱。     

周恩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贡献

周恩来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靠自己摸索经验,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单一的公有制,还要有个人所有制作为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方法和途径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高瞻远瞩功在当代--周恩来发展中国西部交通的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对新中国西部交通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较早明确了发展西部交通在实现民族振兴中的战略地位 ,并为发展西部交通事业呕心沥血。他主持经济建设的 2 6年 ,奠定了我们今天赖以进行西部开发的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是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使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得到了全面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相关论述及措施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